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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教今世化进度中的规训与抗拒,为何高校开学都在二月一号

在清末民初早期教育现代化的特殊历史进程中,学年与学期制度的引进塑造了学校时间的初设轮廓,星期与钟点的出现完成了学校时间的二次分割,请假制度的日益严密造就了学校时间的边界控制,严密的新型学校时间体系就此确立,并开始潜移默化地对教育中人的行为与思想发挥规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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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时间管理;早期教育现代化

开学

作者简介:王红雨,女,河北东光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教育史;闫广芬,女,河北沧州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教育史。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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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你是否思考过为什么每年的开学日都是九月一日呢?

内容提要:在清末民初早期教育现代化的特殊历史进程中,学年与学期制度的引进塑造了学校时间的初设轮廓,星期与钟点的出现完成了学校时间的二次分割,请假制度的日益严密造就了学校时间的边界控制,严密的新型学校时间体系就此确立,并开始潜移默化地对教育中人的行为与思想发挥规训作用。与此同时,乡村中的私塾学校依旧滞留于旧式时间轨道之中,其对新型学校时间的公然反对与消极抵制表征了“传统”与“现代”间的有力博弈,并折射出早期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无奈与艰辛。

如果思考过,但是没有答案,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为什么!如果你思考过并且有自己的想法,那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如果你没想过这件事,那你可以读完这篇文章了解一下,还是挺有意思的。

关 键 词:学校 时间管理 早期教育现代化

1.制度性原因

中国古代私塾是没有固定的开学日期的,中国近代真正的教育制度是在清末确立。现在我们就从清末开始讲一讲九月一日开学的习惯到底是如何确立下来的?中间都经历了哪些变动?

中国近现代学制建立始于清末的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壬寅学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制定出的第一个学制,但是它未得以实行。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制定出的癸卯学制是近现代史上颁行的第一个学制。它们揭开了中国教育史上现代学制建立和改革的序幕。

1904年1月13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持重新拟订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包括《学务纲要》、《各学堂管理通则》、《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等,统称《奏定学堂章程》。因公布时在阴历癸卯年,又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由中央政府颁布并首次得到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较壬寅学制更为系统详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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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模仿日本教育制度确定了新的学校系统,并对各级学堂的管理体制作了规范性的要求。这一点比洋务学堂有了明显的进步。各级教育均有定制,学制按规范的年限规定。这个时候已经在开学这件事上做出了定制,只不过并没有确定某一天,而是定在某一时间段内。

癸卯学制规定:每学年分为两个学期:第一学期于正月二十日开学,小暑散学;第二学期于元秋后六日开学,十二月十五日散学。每月的房、虚、星、昴日为休息例假。逢庆祝日、端午节、中秋节也各放假一天。学堂每日讲堂授课不得超过六小时。各学堂建造屋宇,均宜求合规式。教科书编写应与教学程序相统一,制订出详细节目,按计划实施教学。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就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1912年1月,由他主持的教育部第一次正式向全国通令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新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总计14条,被教育界称为“民国教育史的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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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

9月3日,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规定:

初小四年,为义务教育,毕业后入高小或实业学校;高小三年,毕业后人中学或师范学校或实业学校;中学四年,毕业后入大学或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大学本科三年或四年毕业,预科三年;师范学校本科四年,预科一年;高等师范学校本科三年,预科一年;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种,各三年;专门学校本科三年或四年,预科一年。此学校系统也称为《壬子学制》。次年又陆续颁布各种学校令,补充本年公布的《学校系统令》,全称为《壬子癸丑学制》。

同日,教育部公布《学校学年学期及休业日期规程》五条。各学校以8月1日为学年之始,以翌年7月31日为学年之终。一学年分为三学期:8月1日至12月31日为一学期,翌年1月1日至3月31日为一学期,4月1日至7月31日为一学期。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开学的时间就变成9月1号了呢?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民国十六年度学校历》规定:大中小学校均为秋季始业(9月开学)。中小学校,寒假两星期,暑假45日;大学校,寒假三星期,暑假两个月。

到了1938年,也就是民国27年,教育部颁布《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业日期规程》,小学学年起止时期不变,将暑假日期调整为6月30日至8月21日,共50天;寒假日期调整为1月1日至30日,共30天。另有各种纪念假8—9天。这一规定沿用至40年代末。

等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开学时间上仍然经历一段变迁。

1950年6月24日,教育部颁发高校学校校历。校历规定:

一学年分两学期,第一学期自8月1日至次年1月末,上课145天;第二学期自2月1日至7月末,上课144天。暑假62天,寒假14天。同年8月1日,教育部颁发《中等学校暂行校历(草案)》。规定中等学校一学年分两学期,8月1日至次年1月31日为第一学期,2月1日至7月31日为第二学期,各授课145天。暑假52天,寒假23天,春假3天。并规定“非经主管机关批准,不得随便放假或停课。”全县中学参照部颁的高校和中等学校校历规定执行。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废除全国统一的校历。实际上,当时正在搞全民“大跃进”,各地中小学师生均投入“土法上马”的大炼钢铁运动之中,劳动频繁已无校历可循。

文革期间,中学改为春季招生,校历又有不同,各地按照当地革委会指示自行安排。

1984年以后,根据《全日制六年制城市小学教学计划》和《全日制六年制农村小学教学计划》规定,全日制六年制小学上课34周,复习考试3周,集体教育活动和机动时间2周,寒暑假12周,节假日1周。农村小学根据当地农事季节,用部分假期和劳动时间放农忙假。

自此,小学校历变为全国有统一的教学、劳动、假期等事项的时量安排控制,但没有统一的开学、散学及放农忙假的具体日期,由各省市自行确定。

到1987年规定,一学年分为两学期,第一学期一般在9月初开学,翌年元月份放寒假;第二学期2月下旬或3月初开学,7月放暑假。各高等学校因性质不同,教学时间安排也不尽一致。

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固定每年9月1日到次年6月30日为一学年。**各地也依此制定出属地的年度中学校历。**

从此以后,9月1号或9月初开学就形成了惯例,虽然有时会在具体时间上有些许不同,但大多数的学校都会选择1号这一天,因此这一天也成了学生时代最痛苦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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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构建大、中、小学相衔接的德育目标体系研究”。

2、其他猜想

季节气候原因

一般阳历的九月是中国农历的初秋,暑期基本结束,天气逐渐凉爽,适合专心学习。寒假也一样,三月一日开学时也正是初春时节,天气开始转暖。至于为啥是“一号”,“一”在中国人文化里是开始的含义,选择“一号”也有预示新的开始的意思吧!

计算逻辑原因

9月1号到1月10号,合约130天左右。这样才能吻合课时的分配,上半学期130天左右,下半学期140天左右。2月份开课是上半学期,难道是不要暑假,还是只要一个月呢。6月到8月就开课的话,一来完不成上半学期的课,二来身体弱的还可能会中暑。

还有人提到是为了配合农业生产周期,包括农忙劳作、收成完才能攒到学费等因素。这个人一定没在农村生活过,公历九月一日秋收还没开始呢,怎么可能完成农忙并卖掉粮食攒到学费呢?至少我们北方秋收一般中秋节之后,差不多十月份了。

其他猜想都是由结果推原因,其实意义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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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公众号 

中图分类号:G529.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04-0090-07

学校时间是学校内一切教育实践展开和延续的条件与背景,教育实践本身也在学校时间的顺延与叠加中存在与发展。作为“背景”存在的学校时间虽因其隐而不彰的特性而被教育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但也客观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教育中人的行为与思想。在清末民初早期教育现代化的特殊历史进程中,学校时间不但持续地否定、发展、重塑着自己,更制约、规训着各种教育实践活动的落实与走向,由此成为我们考察近代学生生活节奏与教育环境的有效手段。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当我们开始研究一所学校时,先勾划这所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所遵循的时间模式,无疑会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局部解剖工具。”[1]225

一 学校时间的轮廓初设:学年与学期制度的引进

教会学校一直是近代教育改革中的急先锋。作为早期基督教学校的代表,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teer)在山东开办的登州文会馆,从设学之初就开始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来施行以“年”为单位的阶段性学习制度,以此将学年制度带入近代中国。该馆规定:从第一学年的“天道溯原”到第二学年的“天路历程”,再到第三学年的“救世之妙与省身指掌”与第四年的“心灵学与是非学”[2]23,学生在以“年”为时间单位的课程安排中获得宗教知识,并于每三个月接受一次常规测验,年末考核通过者,方可进入下一学年的学习。

山东登州文会馆只是一所具备初级办学水平的民间教会学校,尽管其创办初衷乃是“拯救世人于罪恶之中,为基督征服中国”[3]32,但它的确在客观上将一种新型的时间规划引入到中国的教育场域中。新旧时间的比较之中,晚清教育改革者开始注意到传统学校时间安排的不足:过长的学习时间不但降低了学习效率,更间接损害了学生的身体健康。所以,在洋务学堂的建立过程中,学校设计者们纷纷自觉引入学年与学期制度,希望以此保证学校时间的稳固化、规程化与秩序化。1902年,《钦定小学堂章程》第一次以官方文本的形式公布了学期设置的相关要求:“每年以正月二十日开学,至小暑节散学,为第一学期;立秋后六日开学,至十二月十五日散学,为第二学期。”[4]408-409一年后,《奏定进士馆章程》中关于学年与学期的规定与之相差无几:“每年分为两学期,自开学至小暑节为第一学期,自暑假期满后至年终为第二学期。”[5]628在这里,中国学校教育首次获得了由官方赋予的“学期”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学年”的划分。此后,各地新式学堂纷纷将学期制度落实下来。直隶省师范第一小学,“每年于正月开印,即日入学;小暑节放学,给暑假;休息至立秋后六日入学,封印日放学,给年假”[6]83。山东大学堂,“每年春季,以正月二十前后开学,小暑节放学,给暑假;休息至立秋后六日开学,十二月十五日以前放学,给年假”[7]50。当然,随机应变的灵活应对也是存在的。如民国法律学校预科便将一学年划分为三个学期:“第一学期自正月至三月,第二学期自四月至七月,第三学期自八月至十二月。”[8]这种选择也使得学生可根据自身的条件在第二和第三学期中进行课程的选择,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学习效率。

二、学校时间的二次分割:星期与钟点的出现

精细的时间分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近代中国“求富求强”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以“星期”与“钟点”为代表的时间安排,开始了学校时间第二次分割的历程。

“礼拜”与“星期”

“礼拜”源于西方宗教仪式,新式学堂对于“礼拜”的引入源于洋教习参加宗教活动的时间需求。《同文馆章程》称:“每年夏月洋教习息伏期内,及每月外国礼拜洋教习不到馆之日,除准两日假期外,各学生均令在馆内学习汉文。”[9]34这意味着以七天为一轮回的休息制度开始在中国制度化的组织机构——学校中正式出现。

虽然“礼拜”开始在校园内出现,但此时诸多学校对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称谓依然抵制,它们纷纷选择传统的时间表达方式来表征与“礼拜”相一致的概念。浏阳算学馆使用“休沐日”来代替“礼拜”一词,称:“除厨役、杂役外,通馆均前后七日中,隔六日一休沐。遇房、虚、昴、星四苏值日,即为休沐之期,此固文武张弛之道。”[10]368到戊戌维新运动高涨之时,一些学堂内仍使用二十八星宿值日法来抵制“礼拜”一词,以房、虚、昴、星四字代替每月中的四个周末。如江宁江南储才学堂便规定:“每逢房虚昴星日,照西例休息。”[11]“新”“旧”称谓的共同出现,体现了晚清教育改革中“新”“旧”势力博弈的胶着状态;而站在这种状态背后的,正是近代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历程中始终相伴而生的“旧”的艰难转型与“新”的深刻变迁。

随着西风的猛力劲吹,“新”的势力不断强大,以七天为一个休息单位的时间观念逐渐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并开始在学校中落地生根,“星期”开始代替“礼拜”出现。至20世纪初,《奏定学堂章程》中关于学时的安排成为政府承认星期制度的代表。在此章程的文字表达中,学生的课程安排均是以每星期所占钟点为单位来进行划分的,其表述中已经含有“初等小学堂科目程度,及每星期教授时刻表”的字样[12]417;《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中同样规定:“学生休业年限为四年,教授日数每年四十五星期,教授时刻每星期三十四点钟。”[13]797-800

当“星期”概念在中国本土新式学堂中脱离宗教性质而走向学校科目编排工具时,教会学校依然秉持着“礼拜”的最初特色。苏雪林回忆其在基督教所创办的安庆培媛女学的求学经历时说:“学生入校后,连星期日都不许回家,只许家属来校探视。入学者以一学期为限。半年后,继续来校听便,但学生可以回家了。我初亦不知其故,原来一到星期日——男女两校的学生都要到那个教堂行礼,仪式繁重,费时半天,下午又要读经做祈祷,不管学生信教与否都非参加不可。以后便是休息,不准做任何工作,说这天是上帝定下的安息日,学生只有拥被睡大头觉。”[14]23同样,曾在金陵女子大学读书、后任学校校长的吴贻芳,虽然平时功课繁忙,但每周在金陵女大参与礼拜、学习圣经都是必不可少的功课,最后甚至受洗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教徒[15]27。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中式学堂采用的“星期”概念仅仅是一种作息的规划方式,而西式学堂所采用的“礼拜”概念则更偏重宗教礼仪的色彩,这是中西学校遵从中西文化而自主选择的结果。

“钟点”的出现

与“星期”在教育领域的出现相似,最初的“钟点”同样延续了带有传统色彩的称谓方式。1864年,即洋务运动正式拉开帷幕的第二年,《广州同文馆章程》中将学馆课程规定为:“每日巳、午、未三时,由西教习训课。早晚各时由汉文教习训课。”[16]10735年后,传统表达方式依然存在。1899年,《京师大学堂规条》中仍以天干地支的计时方式表征着时间的分割,称:“学堂大门启闭,夏季卯初开锁,戌正落锁;冬季日出开锁,戌初落锁。”[17]450

相比于本土新式学堂,教会学校的时间表达更为细密、精致。1879年,在由美国天主教圣公会创办的圣约翰书院中,几乎所有的学生生活都没有逃离被时间切割的命运。徐善祥回忆称:“全校学生清晨6点半闻钟即起,至楼下盥洗后,7时入操场,做半小时集体哑铃体操,8时至聚集所点名早祷,8时半早餐,9时上课,午12时午餐,下午1时又上课,4时下课。凡遇星期一、三、五下午4时半至5时半,群至操场参加军式操演。下午6时晚餐,7时至9时温习自修,9时半均须熄灯就寝。”[18]11

很快,本土新式学校的时间规划也赶上了教会学校的脚步,开始严格规定学生作息。1901年,袁世凯便在《奏办山东大学堂折》中展示了其务实派注重效率的个性,规定:“学生在学堂,每日寝与食息,均有一定时刻,届时各鸣钟为号。夏季早五点半鸣钟一次,学生晨兴,预备本日功课;早中晚膳,分午前七点半钟、午后十二点半钟及六点半钟,各鸣钟一次,预备用膳;晚九点钟又鸣钟一次,概行停课,预备休息。冬季早六点钟鸣钟一次,学生晨兴,预备本日功课;早中晚膳,分午前七点钟、正午十二点钟、午后六点钟各鸣一次,预备用膳;晚九点半钟又鸣钟一次,概行停课,预备休息,晚十点钟一律止灯就寝。”[7]50不仅如此,精细化的时间分割也开始入侵到学校的休闲场所中。梁实秋在回忆清华生活时曾说道:“荷花池的东北角有个亭子,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有山有水焉能无亭无台?亭附近高处有一口钟,是园中报时之具,每半小时敲一次,仿一般的船上敲钟的方法,敲两下表示1点或5点或9点,一点半是当当、当,两点半是当当、当当、当。余类推。敲钟这份差事也不好当,每隔半个小时就得去敲一次,分秒不差而且风雨无阻。”[19]30

在“钟点”中,学生的一切行为都被钟点所囊括,被填充到不同时间段内的活动在“开始”和“结束”间被赋予明显的时间意义,并在时间的调配中完成集体的组织与协调。当学生的日常生活被无所不在的学校时间切分得日益细密时,学校对于学生的管理与控制也就变得更为精准与细致。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时间单位分得越细,人们就越容易通过监视和部署其内在因素来划分时间,越能加快一项运作,至少可以根据一种最佳速度来调节运作。由此产生了这种对每个行动的时间控制。”[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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