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教无类史学切磋的渠道转向,新文化史与教育史研商

教育史研究者能够从新文化史中得到诸多启发,思考新文化史家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尝试从文化角度解释教育史,从经典文化史和新文化史的经典中汲取与教育史研究有关的养料,进而从教育史学史的角度研究新文化史对于各国教育史学发展的影响。

新文化史学是批判与质疑新史学而产生的史学潮流,它注重文化的解读与阐释。新文化史学的研究理路为教育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并提供了诸多启示。教育史学研究的转向路径为:研究对象下移到普通民众;研究领域拓展得更为广域丰富;研究方法注重跨学科采借;表达方式转为生动形象的叙事;史料来源变为多元化搜集。这些路径转向也是教育史研究摆脱自身困境的应对之策。

新文化史;研究进路;教育史研究

新文化史学;教育史研究;文化

作者简介:周采,女,安徽庐江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教育史学史研究。南京
210097

作者简介:刘京京,女,河北沧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湖北
武汉 430079

内容提要:新文化史是当代西方的一种新的史学流派,盛兴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其经典作品涵盖了许多领域,颠覆了盛行一时的社会史模式。新文化史研究的主要进路是人类学和文化理论,将语言看作隐喻,显示出对于权力关系的深刻关注。新文化史家围绕历史研究方法展开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讨论,使历史更接近于广大公众,也扩展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实践采用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集体成就。新文化史遭到的主要批评是对文化的强调削弱了历史与社会科学的联系,文化理论混淆了想象与真实的区别,给历史编纂带来了负面影响。教育史研究者能够从新文化史中得到诸多启发,思考新文化史家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尝试从文化角度解释教育史,从经典文化史和新文化史的经典中汲取与教育史研究有关的养料,进而从教育史学史的角度研究新文化史对于各国教育史学发展的影响。

内容提要:新文化史学是批判与质疑新史学而产生的史学潮流,它注重文化的解读与阐释。新文化史学的研究理路为教育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并提供了诸多启示。教育史学研究的转向路径为:研究对象下移到普通民众;研究领域拓展得更为广域丰富;研究方法注重跨学科采借;表达方式转为生动形象的叙事;史料来源变为多元化搜集。这些路径转向也是教育史研究摆脱自身困境的应对之策。

关 键 词:新文化史 研究进路 教育史研究

关 键 词:新文化史学 教育史研究 文化

标题注释: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当代西方教育史学流派研究”(13YJA880112)。

新文化史学作为史学发展的一股新鲜势力,不仅影响到史学领域,而且也波及邻近学科。新文化史学的研究视角由自上而下转为自下而上,研究领域由视域窄限转为广域丰富,研究方法由历史文献法转为多学科采借,表达方式由生涩抽象变为生动活泼,史料来源由单一官方文献变为多元的史料搜集。近年来,我国的教育史研究面临着研究方法的单一性、研究视角的自守性、研究对象的高位性、研究范围的圈定性、史料建设的缓慢性等问题。教育史作为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兼具两类学科的双重性质,而其理论与方法亦受史学理论的影响与引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教育史学研究可采借新文化史学的研究理路,摆脱自身面临的多重困境。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04-0012-04

一、新文化史学概述

自古代希腊以来,西方就有着悠久的文化史研究传统。希罗多德的《历史》被视为一部文化史,关注希腊世界与其他文明的互动和交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出现了许多文化史的经典作品。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史学先是从传统史学转向社会科学化史学,后来又经历了从新社会史到新文化史的发展历程。新文化史的真正突破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是新文化史发展的兴盛时期,形成了引人注目的新文化史运动,对各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教育史研究有诸多重要启发。

新文化史学发端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为反对“新史学”尤其是反对追求科学的“计量史学”而产生的一种史学流派。其中,“文化”构建成为其核心内涵。新文化史学在发展同时,也陷入了“文化滥用”、“微观与宏观的勾连”等自身发展的窘境。

一、新文化史运动

新文化史学的肇兴

“文化”一词具有多重不同的含义。文学理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把文化称为“英语世界中最为复杂的两三个概念之一”[1]。他试图通过研究各个历史时期该词的用法,来解释其多重交叉含义。到20世纪,文化在总体上用以表示象征体系。彼得·伯克(Peter
Burke)认为,文化史这个名称也不是什么新发明,早在二百多年前的德国,就已经有在“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名义下进行的研究[2]。再往前追溯,文化史早在古代希腊就出现了,希罗多德的《历史》被视为一部文化史,其视野广阔,包罗万象,可以从中看到希腊世界与其他文明的互动和交流。但在希罗多德之后,史家似乎更注重当代史和政治军事史,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19世纪,民族史学兴起,兰克注重政府档案,历史研究的范围变得更窄了。

20世纪中期以来,“新史学”逐渐取代了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研究的主流,其中年鉴学派的影响最大。20世纪70年代后期,史学研究的路径开始转向,发端于法国的“新文化史”冲击了“新史学”,发展成为西方史学领域的一枝新秀。新文化史是应对“新史学”的反动而生发的一种史学流派,它反对计量史学的研究范式。社会历史学研究关注宏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忽略了主体的“人”,从而使其研究成果带有较强的枯燥性和抽象性。卡洛·金兹伯格指出:“年鉴学派由于过分地强调用‘长时段’的理论和计量化的方法去研究过去的社会,结果,下层民众虽然不再被历史学家所忽视,却被当作了‘无声无息’的人”[1]。在历史社会学遭到质疑与批判时,新文化史学应运而生。它起源于法国,之后进入英国、意大利,并延及欧洲其他国家。我国史学界也有很多学者注意到了新文化史学,并关注其研究动态,积极运用新文化史学理论的研究成果。

彼得·伯克将1800-1950年称为文化史的“经典”时期,著名的文化史作品包括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的《中世纪之秋》以及英国历史学家G.M.扬(G.M.Young)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被认为是一部文化史著作,其要点是为经济变化做出文化解释。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的进程》实质上也是一本文化史。

新文化史学强调文化建构

新文化史的兴起与战后历史学的总体变化相关联,特别是与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的变化有密切联系。文化史得以重新发现的原因在于当代史学的困境,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历史写作的冲击及其后果有关,后现代主义其实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战后,西方不再是世界的主宰,并为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所困扰,“大写历史”走向衰落,人们对兰克的“如实直书”产生了怀疑,进而对“小写历史”产生了研究兴趣,历史认知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其结果就是,原来视为天经地义的历史的规律性发展,不断为人所怀疑。而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论题之一,就是质疑启蒙思想所揭橥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或上面所说的历史的一线形的发展”[3]。一些学者过去主张不变的理性,现在他们的兴趣日益转向价值观即特定群体的时代和特定地点所持有的价值观。

依据新文化史学家的观点,“文化”并不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它不是整个社会或者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不是脱离社会而独立发展的对象,它与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是互动关系。新文化史学家认为,个人应该成为历史的主体,而不是历史的客体。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体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历史的发展。新文化史的研究视角发生了转变,新文化史学家不再持有“大历史”的研究追求,而是开始尝试书写“小历史”的价值抱负。换句话说,历史研究的角度从社会视角下的文化史转向了文化视角下的社会史,从文化的角度介入历史研究,成为新文化史主要的研究理路。当代著名的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认为,“新文化史是今天文化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2]。由以上新文化史学家的论断可以看出,文化是新文化史学的核心内涵,很多历史问题都可以归属于文化研究的领域之内,文化研究贯穿于整个历史研究的范畴。

文化史被重新发现或说新文化史的真正的突破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在各门学科中,对文化、文化史以及文化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明显。“1980年代至1990年代是新文化史迅速扩张发展的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新的经典,一方面用文化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刷新了传统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等领域,同时更开拓出史学研究的诸多新领域,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史运动。”[4]新的经典作品涵盖了多个领域,包括政治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物质文化史、感性文化史、身体性态史和媒体与传播史等,其发展的结果,就是颠覆了盛行一时的社会史模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文化史渐入颓势。

新文化史学的局限

美国当代史家林·亨特(Lynn
Hunt)是一位公认的新文化史的领军人物。她主编的《新文化史》和《超越文化的转向》成为人们了解新文化史的必读书目,前者明确打出“新文化史”的大旗,确定了历史学主流之“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后者则进入了每个学派发展到一定时期应有的自我批评的阶段。在林·亨特之后,新文化史作为一个学派不断更新,开始从重大的历史事件转到比较边缘的、以往为人所忽视的领域,研究更加微观的历史现象。“如果说对叙事的关注构成了过去20多年中历史书写的确定特征之一的话,那么,‘文化转向’(the
culture
turn)似乎是一个更宽广的运动,它横扫整个人文科学领域,并且囊括从意义建构到商品消费等各种形式的文化。因此,在新形式的理论与新类型的史学关系中,文化的概念居于核心地位。”[1]在新文化史兴起之初,也有一些著名的新文化史著作考察的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逊(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一部对新文化史的兴起极具启发性的著作,他是将“文化”引入史学领域的先驱之一。

新文化史学作为一种新的史学流派,有蒸蒸日上的发展趋势,很多国家的史学家都在尝试和运用新文化史学的理论开拓史学研究的广阔视域。然而,新文化史学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所带有的困境。这种困境正如彼得·伯克曾经指出,倘若文化被滥用,新文化史的研究意义也会随之而淡。因此,首先需要对“哪些不是文化”有明晰的判断与定位。由此而来,新文化史学面临矫枉过正、文化滥用、微观与宏观的勾连等现实窘况。受新文化史学流派影响的微观史学也面临着自身难以解决的多重矛盾。很多微观史研究者发现并意识到了微观史学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在进行“微观历史”研究与建构的同时,失去了与“宏观历史”的勾连,造成了微观与宏观的相互脱节。对于一些历史剧变和政治变动,微观史学很难给予准确而恰当的分析,仅仅是局限于一些小人物的历史活动。这就需要新文化史突破自身发展的弊端,不断顺应史学发展的潮流,这也是新文化史学发展所要破解的问题。

二、新文化史学的研究理路

新文化史学是对新史学的扬弃与发展,其研究方法并不是为了追求一种新潮流和风尚,而是针对原有的研究范式所采取的一种新的态度。在研究角度、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表达方式和资料来源方面,新文化史学都有着自身的研究理路。

自下而上的研究角度

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视角是指研究对象不再集中于历史精英人物,而是转向被历史所遗忘的群体,即基层的普通民众。新文化史学派认为,政治精英人物不再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基层大众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上演着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景幕。在新文化史学家的笔下,那些曾经被边缘、被遗忘的群体,开始走进大众的视野。新文化史关注的焦点不是上层精英,而是下层民众,尤其关注那些不引人注意或被历史学家遗忘的人群[3]。在新文化史研究中,一些被历史所忽略的群体,像妓女、乞丐、妇女、儿童、村民、磨坊主等成为研究对象。例如,英国的新文化史学家拉斐尔·萨缪尔,他的研究主题是人民的历史,在他的《乡村的生活与劳动》一书中,描写了19世纪英国一些乡村地区的劳动场景,通过对具体生动的乡民劳作行为的考察,描绘了农村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图况。这也是新文化史学家的追求目标,即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以水珠来求证海洋。

广域丰富的研究内容

新文化史学的研究领域不再集中于传统的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等领域,而是把研究视角延伸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彼得·伯克把新文化史学的研究内容概括为:“食物、服装等物质文化的研究;身体和性别的研究;语言和记忆等形式的社会历史研究;形象的历史以及政治文化史的研究,政治文化史的研究不再像过去一样,研究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而是研究非正式的规则,如此人们对政治所持的不同态度等。”[4]物质文化史和身体史成为新文化史学家的重要研究选题。如美国学者斯蒂尔的《紧身胸衣的文化史》,以紧身胸衣为研究对象,分析从胸衣中渗透出的修饰和塑造的文化观。托马斯·拉科尔的《制造性:从古希腊到弗洛伊德时期的身体和性别观念》、林恩·亨特的《18世纪的身体与人权的起源》都是西方研究身体史学的力作,他们旨在通过人们对身体认同观的嬗变,揭示启蒙运动对人性的思想解放。新文化史学也是伴随着西方语言学转向而产生的。他们把语言本身作为历史的研究对象。彼得·伯克在《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一书中,通过追溯欧洲国家的语言发展演变历程,证明语言对集体和民族认同的作用。由此可以发现,新文化史学的研究内容甚是广域、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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