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华东师范高校余益阳教师,专访华师范大学亚洲研商为主余德州教师

应该谴责的是,在过去十年间南欧过快的福利上升,或者说“福利趋同”。对于这个说法,我两年前就提出过,虽然没有得到国内欧洲研究界的广泛认同,但我的研究有足够数据来证明这一点,我必须指出的是,“福利趋同”不是一个福利模式趋同,它是具体福利内容项下的趋同。因此,不能一概、笼统地说福利制度是欧洲危机的罪魁祸首,健康、适度、可负担的福利体系有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知识经济竞争力,这已经被瑞士、丹麦、新加坡等全球竞争力强国经验所证明。但过度的福利则是国家破产的根源,南欧国家依靠税收不能支付“福利趋同”,那么只能依靠借债满足福利增长,并在“民主选举”制度下,将人性欲望发挥到极致,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我这么说,不是一个主观判断,而是有依据的,我们统计了后金融危机时代所有的欧洲国内议会选举,在中东欧,仅有斯洛伐克和最新的捷克,中左占有一定优势,而法国中左的社会党虽然执政,但目前面临支持率下降极大的压力,奥朗德的支持率已经跌倒了第五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最低点。所以,剔除最新的捷克选举,欧洲中左政党目前仅在斯洛伐克、马耳他为议会执政党,法国为联合政府主导执政党外,欧洲中右政党几乎控制了欧洲政坛。

我这么说,不是一个主观判断,而是有依据的,我们统计了后金融危机时代所有的欧洲国内议会选举,在中东欧,仅有斯洛伐克和最新的捷克,中左占有一定优势,而法国中左的社会党虽然执政,但目前面临支持率下降极大的压力,奥朗德的支持率已经跌倒了第五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最低点。所以,剔除最新的捷克选举,欧洲中左政党目前仅在斯洛伐克、马耳他为议会执政党,法国为联合政府主导执政党外,欧洲中右政党几乎控制了欧洲政坛。

就目前的中欧产业结构比较而言,如果欧洲能够放开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不仅符合中国产业升级的需求,同时也更符合欧洲自身经济恢复的自身利益需要。欧洲需要的是放下价值观判断架子,以务实的态度启动欧盟与中国双边的自由投资,或者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问:如何看待目前的欧盟经济形势,如何判断危机是否解决?

判断危机是否解决这个问题,目前还为时尚早。理论角度而言,如果欧盟成员国和全部欧元区成员国能够实现连续三个季度的经济正增长后,那么可以讨论是否已经“解决危机”,而现在还看不到这种稳定的连续增长,特别是全部成员国的正增长。

问:国内外学术界很关心后危机时代欧洲一体化将如何推进。你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应该谴责的是,在过去十年间南欧过快的福利上升,或者说“福利趋同”。对于这个说法,我两年前就提出过,虽然没有得到国内欧洲研究界的广泛认同,但我的研究有足够数据来证明这一点,我必须指出的是,“福利趋同”不是一个福利模式趋同,它是具体福利内容项下的趋同。因此,不能一概、笼统地说福利制度是欧洲危机的罪魁祸首,健康、适度、可负担的福利体系有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知识经济竞争力,这已经被瑞士、丹麦、新加坡等全球竞争力强国经验所证明。但过度的福利则是国家破产的根源,南欧国家依靠税收不能支付“福利趋同”,那么只能依靠借债满足福利增长,并在“民主选举”制度下,将人性欲望发挥到极致,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欧盟必须看到的是,虽然跨大西洋的TTIP谈判有助于欧洲经济的恢复,但且不谈欧美之间的产业结构部分重叠,仅就市场空间而言,欧盟更应该看到,经济保持稳定的中国和购买力迅速上升的中国,在今天对于欧洲极为重要,高品质的欧洲产品不应该仅满足中国旅游者的需要,同时可以满足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而在这个方面中国与欧盟完全可以进行更多的合作,这也是中国帮助欧洲克服债务危机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当然,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如果能够确实发掘自身需求,在欧洲进行兼并收购以增强自身企业的国际化能力,也是帮助欧洲的更直接有效方式。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努力很重要,欧洲的观念转变更为重要!

但必须看到的是,由于欧洲经济下滑的整体影响下,欧盟保护主义情绪也在上升,特别是体现在中国输欧光伏产品的“双反”问题上。对于此类问题,中国应该看到的是,欧债危机大大削弱了欧洲国家政府的补贴能力,即使是德国这样的财政健康国家也需要带头控制财政支出,因此,传统上“两头在外”迅速扩张的光伏产业,受到来自政府补贴减少的影响是一个客观现实。而欧盟更应该看到的是,减少进口而依靠成员国自身内部贸易增长来摆脱危机,是对全球贸易分工的人为扭曲,有竞争力的中国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特别是吸引中国对欧洲的投资是一个帮助欧洲,根本走出欧债危机的可选之路。

就目前的中欧产业结构比较而言,如果欧洲能够放开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不仅符合中国产业升级的需求,同时也更符合欧洲自身经济恢复的自身利益需要。欧洲需要的是放下价值观判断架子,以务实的态度启动欧盟与中国双边的自由投资,或者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答:欧债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对于一体化形式、手段、方法,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方向选择的全面反思。欧元创建,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创建,成员国渡让了主权国家两个基本权力—货币发行和税收权力中的一项,德国强劲的产生能力,特别是产品产生能力,使得德国是欧盟一体化,特别是欧元区一体化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这一点可以从德国对欧盟和欧元区所有成员国的贸易顺差中看到,因此,德国不会轻易放弃一体化带来的红利,但德国同时也无力转移更多的本国财政给南欧问题国家。

答:欧债危机对欧洲政党政治结构的影响是显著的,我们最近完成的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后,在整个欧洲范围内,中右政党的力量明显上升,中左政党延续了上个世纪开始的持续颓势。虽然最近捷克的大选结果似乎给了欧洲中左一个惊喜,但必须清楚的是,捷克政府提前解散就是一个意外,它是中右三个政党自身分裂的结果,它是国内政治腐败后,一个在野党获胜的结果,而不是普遍欧洲现象。与国内许多舆论看法不同的是,我们认为,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人没有用选票惩罚主张自由经济的中右政党,相反,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欧洲中左政党却全面失利。

问:你是如何分析欧债危机根源的?

问: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危机对欧洲政治结构和政党产生了什么影响?

问:国内外学术界很关心后危机时代欧洲一体化将如何推进。你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答:欧债危机的爆发不仅影响全球经济稳定,同时也影响中国对欧贸易增长和中国国内就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欧洲债务危机并不是欧洲单独的问题,而是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挑战问题。在已经走过的欧洲债务危机解决历程中,中国通过购买南欧危机国家债券,提供货币互换等形式,对欧洲提供的有力的支持。

我们必须认识到的事实是,一体化并未消灭民族国家,德国人可以为两德统一支付超过1万亿马克,并接受“团结税”,但绝不会为希腊支付1000亿欧元,进行债务解困。虽然大选后的德国联合政府依然强调支持欧洲一体化,但请注意,默克尔所谓的“更多的欧洲”的说法,是有隐含假设前提的,这是指“德国模式的欧洲”以及“德国模式的解决欧债危机之路”,比如在严肃财政纪律上,比如在劳动力市场改革上,比如在福利制度改革上等等,而在这点上,德国2003—2004年自身的财政压缩经历已经提供的经验,虽然那一次德法两国违反“马约”的案例,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它为今天南欧国家无节制的借债开创了先例。但德国的过往的经历经验,并也使德国人确信,严肃财政纪律与改革劳动力市场是可以带来经济稳定增长的。

问:你是如何分析欧债危机根源的?

欧盟必须看到的是,虽然跨大西洋的TTIP谈判有助于欧洲经济的恢复,但且不谈欧美之间的产业结构部分重叠,仅就市场空间而言,欧盟更应该看到,经济保持稳定的中国和购买力迅速上升的中国,在今天对于欧洲极为重要,高品质的欧洲产品不应该仅满足中国旅游者的需要,同时可以满足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而在这个方面中国与欧盟完全可以进行更多的合作,这也是中国帮助欧洲克服债务危机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当然,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如果能够确实发掘自身需求,在欧洲进行兼并收购以增强自身企业的国际化能力,也是帮助欧洲的更直接有效方式。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努力很重要,欧洲的观念转变更为重要!

相反,这种能力在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国家可以实现,比如以世界革命需要的名义等等。因此,后危机时代的欧洲一体化,在既有体系不瓦解的情况下,要么按德国模式进行缓慢解决债务,以重新塑造欧盟的吸引力,要么依然处于自我惯性模式实现过程,而拖延问题解决。当然,布鲁塞尔欧盟机构能够直接行动的可选项是,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与全球各国签订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帮助欧盟恢复经济增长,而这个举动无疑是积极的,这也是恢复布鲁塞尔权威的唯一有效方式。

问:许多人认为福利制度是欧洲危机的罪魁祸首。这一观点站得住脚吗?

答:欧洲危机的解决分成技术层面和根本解决两个层次,就技术层面而言,通过“三驾马车”的努力,特别是德国的谨慎、积极作为,欧元已经渡过最危险的解体阶段。欧洲央行所有的技术性手段的努力仅是为了保持市场的流动性,防止欧洲债券市场彻底崩溃和欧洲重要银行再次出现流动性问题。欧盟国家,包括欧元区成员国正在呈现差异化复苏历程,具体而言,德国经济虽然保持相对的强势,但最新数据显示的德国经济减速和出口下降,为欧盟国家整体经济复苏带来不确定性。

另外,最新统计数据还显示的欧元区通货膨胀率仅有0.7%,给欧洲央行带来极大的困难,欧洲央行利率下调固然能够能够进行部分对冲,但0.25%的现价基准已经没有更多的下调空间。欧元区目前最大的风险是通缩,由于服务价格的下降,将极大威胁欧元区疲弱的经济。而最新数据提供的证据是,目前欧洲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可能存在多次探底的可能性,欧元区经济不存在V字反转可能,在没有外力因素作用下(比如TTIP的签署和全球经济全面回暖),其经济将在低位呈现差异化反复,并可能需要很长的恢复时间。

答:欧债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对于一体化形式、手段、方法,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方向选择的全面反思。欧元创建,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创建,成员国渡让了主权国家两个基本权力—货币发行和税收权力中的一项,德国强劲的产生能力,特别是产品产生能力,使得德国是欧盟一体化,特别是欧元区一体化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这一点可以从德国对欧盟和欧元区所有成员国的贸易顺差中看到,因此,德国不会轻易放弃一体化带来的红利,但德国同时也无力转移更多的本国财政给南欧问题国家。

问: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危机对欧洲政治结构和政党产生了什么影响?

答:不能一概的说福利国家、福利制度是欧洲危机的罪魁祸首,真正的问题是“过度福利”与“福利趋同”。所谓过度福利是指南欧低生产率国家,享有了更多的不应该属于自己的福利;而福利趋同是指一体化过程加速和推动的南欧低生产率国家向德国、荷兰等高福利国家的福利水平看齐。虽然目前德国的福利水平依然高于南欧,但那是德国人依靠自己强大的生产能力,在全球竞争中胜出应该得到的,任何人也无理由谴责这种福利的获得。

问:如何看待目前的欧盟经济形势,如何判断危机是否解决?

答:对于欧债危机根源已经有许多研究,从必然论到偶然论,包括阴谋论,但从本质上看,欧债危机反映的是欧洲一体化下,各个成员国在全球经济竞争和欧洲区域内部竞争差异性和不平衡性的一种金融表现形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只是从金融市场启动和触发了这个危机。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根源是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假说,在今天全球化环境下,前提条件不满足的一个现实写照。简单的说,欧元区和欧盟内部根本就不满足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假设,而在劳动力市场无法实现一体化的前提下,劳动生产率水平之差距鸿沟,必然反映到欧盟成员国与欧元区成员国的竞争结果之上。欧盟内部贸易总量占欧盟贸易总量80%左右,竞争结果体现了德国的经济强势,其贸易顺差占GDP6.6%的现实,解释了这个不平衡性的存在。正是由于这个根本根源,在欧盟与欧元区现有的体制框架下,根本性的解决问题方案不可能存在。

可以清楚的是,正是由于缺乏根本解决方案,事实上,在现有环境下,也不可能有根本解决方案的出台,欧洲银行业联盟和财政联盟不仅是技术性方案,而且完全实施几乎没有可能。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只能在泥泞中爬行,部分成员国通过出售国籍方式来吸引外部资本,已经显示自救行为被成员国采用,而这将大大削弱布鲁塞尔的权威性和吸引力。

另外,最新统计数据还显示的欧元区通货膨胀率仅有0.7%,给欧洲央行带来极大的困难,欧洲央行利率下调固然能够能够进行部分对冲,但0.25%的现价基准已经没有更多的下调空间。欧元区目前最大的风险是通缩,由于服务价格的下降,将极大威胁欧元区疲弱的经济。而最新数据提供的证据是,目前欧洲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可能存在多次探底的可能性,欧元区经济不存在V字反转可能,在没有外力因素作用下(比如TTIP的签署和全球经济全面回暖),其经济将在低位呈现差异化反复,并可能需要很长的恢复时间。

答:不能一概的说福利国家、福利制度是欧洲危机的罪魁祸首,真正的问题是“过度福利”与“福利趋同”。所谓过度福利是指南欧低生产率国家,享有了更多的不应该属于自己的福利;而福利趋同是指一体化过程加速和推动的南欧低生产率国家向德国、荷兰等高福利国家的福利水平看齐。虽然目前德国的福利水平依然高于南欧,但那是德国人依靠自己强大的生产能力,在全球竞争中胜出应该得到的,任何人也无理由谴责这种福利的获得。

我们必须认识到的事实是,一体化并未消灭民族国家,德国人可以为两德统一支付超过1万亿马克,并接受“团结税”,但绝不会为希腊支付1000亿欧元,进行债务解困。虽然大选后的德国联合政府依然强调支持欧洲一体化,但请注意,默克尔所谓的“更多的欧洲”的说法,是有隐含假设前提的,这是指“德国模式的欧洲”以及“德国模式的解决欧债危机之路”,比如在严肃财政纪律上,比如在劳动力市场改革上,比如在福利制度改革上等等,而在这点上,德国2003—2004年自身的财政压缩经历已经提供的经验,虽然那一次德法两国违反“马约”的案例,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它为今天南欧国家无节制的借债开创了先例。但德国的过往的经历经验,并也使德国人确信,严肃财政纪律与改革劳动力市场是可以带来经济稳定增长的。

问:如何看待中国在应对欧洲债务危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问:许多人认为福利制度是欧洲危机的罪魁祸首。这一观点站得住脚吗?

相反,这种能力在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国家可以实现,比如以世界革命需要的名义等等。因此,后危机时代的欧洲一体化,在既有体系不瓦解的情况下,要么按德国模式进行缓慢解决债务,以重新塑造欧盟的吸引力,要么依然处于自我惯性模式实现过程,而拖延问题解决。当然,布鲁塞尔欧盟机构能够直接行动的可选项是,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与全球各国签订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帮助欧盟恢复经济增长,而这个举动无疑是积极的,这也是恢复布鲁塞尔权威的唯一有效方式。

比较突出的是,目前欧洲极右力量势力上升很快,虽然各国极右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而从最新的演化情况看,一个最不确定的因素是法国和荷兰,人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和荷兰自由党的维尔德斯,已经在讨论在明年欧洲议会选举后,成立反欧盟的“自由欧洲联盟”并组成共同的议会党团。当然,法国的情况更为严重,以现在法国政党支持情况看,勒庞并不是没有可能在未来法国大选中获得总统的位置,而这为欧洲极右化继续发展带来了可能,这是最值得担忧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认为,只有加强政治联盟和政治一体化就可以解决欧洲债务危机问题,我并不是特别认同,欧洲内部民族国家的存在是一个历史客观事实,成员国之间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也导致了政治一体化的难度,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为什么本次欧债危机中,拉丁国家几乎无一幸免?日耳曼语系国家保持稳定和逆势经济增长?科耶夫的拉丁帝国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一个不顾文化差异性的紧密政治联盟是不可能存在的,尽管在国际社会层面,它们可能为了反对另一种政治模式而存在,并发表共同看法。但欧洲民主国家之间仅可以做到减少相互冲突与战争,而无法实现国内财政的跨国转移支付,因为欧洲民主政治限制了这种能力。

但必须看到的是,由于欧洲经济下滑的整体影响下,欧盟保护主义情绪也在上升,特别是体现在中国输欧光伏产品的“双反”问题上。对于此类问题,中国应该看到的是,欧债危机大大削弱了欧洲国家政府的补贴能力,即使是德国这样的财政健康国家也需要带头控制财政支出,因此,传统上“两头在外”迅速扩张的光伏产业,受到来自政府补贴减少的影响是一个客观现实。而欧盟更应该看到的是,减少进口而依靠成员国自身内部贸易增长来摆脱危机,是对全球贸易分工的人为扭曲,有竞争力的中国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特别是吸引中国对欧洲的投资是一个帮助欧洲,根本走出欧债危机的可选之路。

答:欧洲危机的解决分成技术层面和根本解决两个层次,就技术层面而言,通过“三驾马车”的努力,特别是德国的谨慎、积极作为,欧元已经渡过最危险的解体阶段。欧洲央行所有的技术性手段的努力仅是为了保持市场的流动性,防止欧洲债券市场彻底崩溃和欧洲重要银行再次出现流动性问题。欧盟国家,包括欧元区成员国正在呈现差异化复苏历程,具体而言,德国经济虽然保持相对的强势,但最新数据显示的德国经济减速和出口下降,为欧盟国家整体经济复苏带来不确定性。

问:如何看待中国在应对欧洲债务危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答:欧债危机的爆发不仅影响全球经济稳定,同时也影响中国对欧贸易增长和中国国内就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欧洲债务危机并不是欧洲单独的问题,而是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挑战问题。在已经走过的欧洲债务危机解决历程中,中国通过购买南欧危机国家债券,提供货币互换等形式,对欧洲提供的有力的支持。

判断危机是否解决这个问题,目前还为时尚早。理论角度而言,如果欧盟成员国和全部欧元区成员国能够实现连续三个季度的经济正增长后,那么可以讨论是否已经“解决危机”,而现在还看不到这种稳定的连续增长,特别是全部成员国的正增长。

答:对于欧债危机根源已经有许多研究,从必然论到偶然论,包括阴谋论,但从本质上看,欧债危机反映的是欧洲一体化下,各个成员国在全球经济竞争和欧洲区域内部竞争差异性和不平衡性的一种金融表现形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只是从金融市场启动和触发了这个危机。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根源是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假说,在今天全球化环境下,前提条件不满足的一个现实写照。简单的说,欧元区和欧盟内部根本就不满足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假设,而在劳动力市场无法实现一体化的前提下,劳动生产率水平之差距鸿沟,必然反映到欧盟成员国与欧元区成员国的竞争结果之上。欧盟内部贸易总量占欧盟贸易总量80%左右,竞争结果体现了德国的经济强势,其贸易顺差占GDP6.6%的现实,解释了这个不平衡性的存在。正是由于这个根本根源,在欧盟与欧元区现有的体制框架下,根本性的解决问题方案不可能存在。

可以清楚的是,正是由于缺乏根本解决方案,事实上,在现有环境下,也不可能有根本解决方案的出台,欧洲银行业联盟和财政联盟不仅是技术性方案,而且完全实施几乎没有可能。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只能在泥泞中爬行,部分成员国通过出售国籍方式来吸引外部资本,已经显示自救行为被成员国采用,而这将大大削弱布鲁塞尔的权威性和吸引力。

比较突出的是,目前欧洲极右力量势力上升很快,虽然各国极右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而从最新的演化情况看,一个最不确定的因素是法国和荷兰,人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和荷兰自由党的维尔德斯,已经在讨论在明年欧洲议会选举后,成立反欧盟的“自由欧洲联盟”并组成共同的议会党团。当然,法国的情况更为严重,以现在法国政党支持情况看,勒庞并不是没有可能在未来法国大选中获得总统的位置,而这为欧洲极右化继续发展带来了可能,这是最值得担忧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认为,只有加强政治联盟和政治一体化就可以解决欧洲债务危机问题,我并不是特别认同,欧洲内部民族国家的存在是一个历史客观事实,成员国之间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也导致了政治一体化的难度,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为什么本次欧债危机中,拉丁国家几乎无一幸免?日耳曼语系国家保持稳定和逆势经济增长?科耶夫的拉丁帝国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一个不顾文化差异性的紧密政治联盟是不可能存在的,尽管在国际社会层面,它们可能为了反对另一种政治模式而存在,并发表共同看法。但欧洲民主国家之间仅可以做到减少相互冲突与战争,而无法实现国内财政的跨国转移支付,因为欧洲民主政治限制了这种能力。

答:欧债危机对欧洲政党政治结构的影响是显著的,我们最近完成的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后,在整个欧洲范围内,中右政党的力量明显上升,中左政党延续了上个世纪开始的持续颓势。虽然最近捷克的大选结果似乎给了欧洲中左一个惊喜,但必须清楚的是,捷克政府提前解散就是一个意外,它是中右三个政党自身分裂的结果,它是国内政治腐败后,一个在野党获胜的结果,而不是普遍欧洲现象。与国内许多舆论看法不同的是,我们认为,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人没有用选票惩罚主张自由经济的中右政党,相反,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欧洲中左政党却全面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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