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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情绪报局里的庞然大物,美利哥被自个儿忽悠了

在一场策反较量中,克格勃技高一筹,把中央情报局苏联集团分部主任埃姆斯给招募了……
落网
1994年2月21日清晨,闹钟唤醒了沉睡中的阿尔德里奇·埃姆斯,他睁开了惺忪的睡眼,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10点半,埃姆斯离开家门,准备去兰利总部上班。打开崭新的“美洲豹”轿车的车门,他准备启动汽车。突然,车门口出现一个高大的身影,随即,一张卡片递了进来,一个冰冷的声音在埃姆斯耳边响起:“阿尔德里奇·埃姆斯先生,我是联邦调查局的莱斯利·怀泽,因涉嫌间谍案,你被捕了。”
怀泽的话音刚落,埃姆斯就瘫在了车里,口中喃喃自语:“完了,这一天终于来了。”
对埃姆斯来说,那一天确实同以往的日子不同。从那一天起,他作为美国冷战时代甚至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间谍,就永远失去了自由。由于出卖了大量的国家机密,并使十余名埋在俄罗斯心脏里的美国间谍送命,他将被判处终身监禁。
囚窗中的回忆
“那已经是9年以前的事了。”在宾夕法尼亚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里,身穿40087-083号囚衣的埃姆斯对着记者费力地回忆起往事。
他只记得当时自己的处境非常糟糕。虽然他1962年就参加了中央情报局,正赶上情报局扩充实力的好时光,很多与埃姆斯一起加入中央情报局的年轻人都得到了提拔,交上了好运。而他,虽然一加入中央情报局就进入了核心部门,成为一名外勤官员,同其他担任情报分析任务的同事相比,他算是幸运的。但是,他并不感到满足,因为他的工作单位并不理想。这一段时间,他的工资低,再加上没有得到提升,因此工作并不顺心。最糟糕的是,他不敢告诉人家他是一名情报人员,是一名特务,他总是对人说,他是外交官,在国务院工作。这种黑暗世界里的日子真不好过,为此,他的妻子安妮一直跟他闹。
转机发生在1981年,那一年,他从安卡拉调到了墨西哥城。地方变了,似乎运气也变了。正是在墨西哥城的社交场合,他邂逅了玛丽娅·罗萨里奥·卡萨斯。那风姿绰约的玛丽娅,吸引了正闹离婚的埃姆斯。
但是,玛丽娅的背景远非埃姆斯所知道的那样单纯。有人说,玛丽娅早在1981年就被克格勃招募,负责搜集中美洲方面的情报。1983年4月至12月间,她又成为中央情报局驻墨西哥情报站的线人。1985年与埃姆斯结婚前,她又发展埃姆斯成为克格勃的“鼹鼠”。据说,当埃姆斯陷入情海不能自拔之时,玛丽娅提出了结婚的先决条件:加入克格勃。如此说来,玛丽娅还是埃姆斯的引路人呢!
不管怎么说,埃姆斯和玛丽娅很快坠入情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奇怪的是,埃姆斯却没有向他的上级报告此事。这种做法同中央情报局的做法是不符的,但中央情报局的安全官员对此也没有足够的重视。在他们看来,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生活在秘密世界里的人大抵孤独,而打扮成外交官的驻外特工生活尤其苦闷,他们不仅要过一种双重生活,而且还要遭到那些真正的外交官的歧视。因此,像埃姆斯那样借酒浇愁,玩玩女人,在中央情报局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这样,安全制度被置于一边。
也许是玛丽娅给他带来的好运,埃姆斯很快被调回美国,担任中央情报局苏联分部的负责人。这在中央情报局是一个中层职位,但不容小视。美国长期以苏联东欧为敌手,对付苏联东欧国家情报机构的渗透是中央情报局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因此,这个职位也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熟悉埃姆斯的人都说,埃姆斯这次算是出头了。
但是埃姆斯自己是怎么看的呢?虽然在最初获得提升时他确实十分高兴,但随后就觉得他早该如此了。他今年已经42岁,这个年龄才混上一个中层职位,实在算不得什么,在中央情报局,这意味着他的事业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中央情报局的局级领导一般都是从局外调入,很少由本局职员直接提升的。
埃姆斯要在各式各样的苏联人中,寻找可能被中央情报局招募的“猎物”。这些潜在的目标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酗酒;婚姻失败;事业无成;寻花问柳……
谁是潜在的变节者?埃姆斯在寻找着。
埃姆斯在寻找,他的对手也在寻找。但是,克格勃看中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央情报局负责对苏情报工作的埃姆斯!在他们看来,埃姆斯具备一个变节者的所有条件!克格勃的专家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立即可以利用的人物,克格勃将可以从中央情报局取得意料不到的突破!
随后是长达6个月的劝降工作。埃姆斯毕竟是从事反间谍工作的,要是让克格勃轻易得手岂非笑话!策反,反策反,在这场马拉松式的交往中,埃姆斯始终处于劣势,因为他太缺钱了!
在监狱里,他继续回忆道:“我需要钱。那时候我的生活非常动荡。我刚从墨西哥回国,正在闹离婚,并准备与玛丽娅结婚。我欠了很多债。我认为我的经济状况已经非常糟糕,其实还没到那个地步,但我那时候已无法理智地考虑问题了。
“我甚至考虑过抢银行,我脑袋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但是,我选择了我认为最容易实现的一种。那就是为苏联人工作。你知道我是干这一行的。那时候克格勃的工作很不景气,说句不好听的话,可能同我的状况差不多。我想,如果我同他们联系,他们是会同意帮助我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我得到了钱,度过了难关,而他们则得到了情报,得以从失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当我从克格勃拿到第一笔5万美元的报酬时,我是挺兴奋的。5万美元!这已经相当于我一年的薪水。你想想,仅这一次,苏联人就付给了我中央情报局给我一年的薪水,我无法不动心。当然,有些时候,我心里也是有些内疚的。毕竟,我在中央情报局干了这么多年。但我无法抵御金钱的诱惑。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堪回首啊!大约有10名美国间谍因我而丧命。可是,我也是无可奈何啊!即使我想罢手不干,也不可能了。克格勃哪会轻易放过我呢?
“克格勃不愧是谍报活动的行家里手,他们给我规定的联络手法,即便我这个反情报专家,也不得不表示叹服。我与苏联人接头的地点,有时在国内,但更多的时候则在墨西哥城、波哥大,甚至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好在我有特殊身份,飞来飞去还很自由。我很少同我的接头人会面。我们之间一般用秘密信箱联系。这个方法已经延用几千年了,虽说比较麻烦,但使用起来有一种安全感。每次接头前,苏联人在我们原先约定的地方做一个记号,表示要我在特定的时间去接头。而我则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用白粉笔画一个白道,表示我知道了。如果要改变计划,我们之间另外约定了一些联络方法。要不是这种方法,我想,我维持不了9年时间。”
被埃姆斯出卖的第一批间谍就是克格勃中校马尔季诺夫和莫特林。1980年11月,马尔季诺夫和妻子来到华盛顿,公开身份是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实际上是克格勃派往美国搜集科技情报的官员。1982年,马尔季诺夫被中央情报局一名特工盯上了。这个特工受过工程方面的训练,经常出席华盛顿地区的各种技术性会议,在会议上遇到过马尔季诺夫,和他进行过交谈。交谈后他发现:“这个人与众不同,是一个很特殊的俄国人。”于是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就设法与他单独取得联系,并最终将他发展成为间谍。他们为他在美国的银行里开了一个户头,存了数目可观的钱,将来在他叛逃到美国之后便可以使用。一个熟悉马尔季诺夫案件的老牌情报官员并不认为钱是这里的主要因素。他说:“如同所有的间谍一样,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极端机密的,这使他们感到兴奋。当他们向你谈到动机的时候,你不要相信,因为他们自己往往也不能理解自己的动机。马尔季诺夫喜欢这种刺激。他并不认为替美国做间谍有什么不对,因为他并不认为我们是他的敌人。”联邦调查局想通过马尔季诺夫了解那些被派到华盛顿的克格勃官员,看哪些人可以被美国情报机关收买过来,而中央情报局则对克格勃在美国的目标、他们的运作方法等情报感兴趣。马尔季诺夫不负众望,向美国情报机构提供了很多文件的复印件。情报局的一位官员说:“这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年轻军官,前途无限,说不定哪一天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来源。”
收买马尔季诺夫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个重要突破,不久以后,他们又成功收买了苏联大使馆的另一名克格勃军官谢尔盖·莫特林少校。他是1980年夏天被派到华盛顿的,同马尔季诺夫一样,公开身份也是大使馆的三等秘书。
作为苏联地区分部负责反间谍事务的埃姆斯自然知道这两个间谍的所有情况。由于现在埃姆斯已经在为克格勃效劳,这两个间谍就对他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他一定要将他们除掉。6月13日,在与克格勃联系人丘瓦辛接头时,他把这两个人的名字告诉了对方。得知这两个叛徒出卖了国家机密,克格勃的头头脑脑们恨得直咬牙,但为了保护埃姆斯,他们一直隐忍不发。1984年底,莫特林在华盛顿大使馆的任期结束,奉召回国。临行前,他保证继续向美国提供情报。1986年初,他在与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接头时被逮捕,不久被枪决。1986年11月,当尤尔琴科从华盛顿返回苏联的时候,马尔季诺夫也受命陪同尤尔琴科回国,当时马尔季诺夫的妻子娜塔莉娅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她的丈夫通常并不执行这一类的任务。10天之后,娜塔莉娅接到丈夫的一封信,说他在搬运行李时膝盖上旧伤复发,住进了医院,希望她带着孩子回国照料。娜塔莉娅立即动身回国。可是,飞机刚一着陆,克格勃官员就把两个孩子送到她母亲那里,而把她抓到监狱接受审讯。克格勃官员告诉她,马尔季诺夫犯的是叛国罪。在长达2年的时间里,克格勃曾经多次对她进行审讯,并允许她探望丈夫4次,最后一次还带去了两个孩子,那时马尔季诺夫已获知被判死刑。他于1987年5月29日被枪决。
浮出水面
80年代中期,联邦调查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招募了两名苏联大使馆人员,但这两人不久就被调回莫斯科,随即被处死。联邦调查局认为,一定是内部出了问题。它成立了一个行动小组,调查内部的苏联“鼹鼠”,但一无所获。
联邦调查局“行动基地”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又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调查美国情报界内部的奸细,其代号为“天光”。此外,联邦调查局自己还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负责调查中央情报局的安全问题,其行动代号为“演员”。
“天光”和“演员”小组同时行动。他们首先阅读近期有关档案资料,了解那些失败的谍报活动的内情,随即根据知情者的范围,各自拟出了一份嫌疑者名单。那些参与这些谍报活动的人员自然列入嫌疑者之列,而那些可能通过各种途径间接了解到这些行动的人员也是怀疑对象,然后,行动小组根据各人的自然情况对嫌疑者进行排队。这些自然情况包括:是否酗酒;是否有吸毒行为;婚姻是否美满;有没有擅离职守的记录;是否有不明收入来源,等等。根据这些标准被列入嫌疑者名单的大约有200人之多。行动小组对每个嫌疑者进行调查,到1992年秋,名单上的名字减少到40多个,网一点点收拢了。
令行动小组惊异的是,在“天光”和“演员”小组的名单上,阿尔德里奇·埃姆斯赫然在列,而且,调查发现,他的不检点行为很多,因此,在名单上,他的名次逐步前移。他酗酒,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曾经离过婚,这说明婚姻问题上有不美满的记录;在一次例行的测谎检查中,检测人员发现,测谎器上的波纹异常。
不过,最让人不放心的是,埃姆斯有大量不明收入。他的年薪不过7万美元,从1985年4月至1993年8月,其总收入不过34万美元,但同期他的支出竟达到130万美元。1989年,他在华盛顿郊外阿灵顿市买下一处住宅,一次付清了54万美元房款。买住宅在美国并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能一次付清房款的却不多,尤其是像埃姆斯这样的情报人员一次能拿出这么多钱更是罕见。更让人吃惊的是,埃姆斯为装修房子和购买家具一下子又花去了10万美元。此外,他花了近2万美元为其妻买了一辆本田牌轿车,不久又买了一辆价值2.5万美元的“美洲豹”牌轿车。在过去的8年中,他还买了16万美元的股票,为妻子支付了几万美元的学费。此外,他还通过信用卡支付各种费用45.5万美元,付电话费近3万美元。
中央情报局反情报中心的雷蒙德看着这些调查记录,惊呼:“他怎么买得起这种豪华住宅?他从哪里搞来这么多钱买这些汽车?几乎可以肯定,这家伙有问题。”
调查小组确认,不管美国情报界内部还有多少“鼹鼠”,埃姆斯肯定是其中之一。下面要做的工作就是搜集证据,证明埃姆斯是一个间谍。
1993年5月12日,联邦调查局开始对埃姆斯进行刑事调查。此次调查的代号是“夜行人”,负责人是莱斯利·怀泽。怀泽是个老资格的反情报官员,以前破过很多类似的案件,但是,当他从布赖恩特手中接过那沉甸甸的案卷时,他已经意识到,这个案件将使他以前破获的所有案件黯然失色。以反间谍处处长的身份给外国情报机构充当“鼹鼠”,这在美国还没有发现,在英国也仅有一个金·菲尔比。
怀泽迅速组成一个行动小组。入选他这个行动小组的各种人都有,有负责访谈的,有处理证据的,有负责监视的。怀泽甚至还挑选了一个会计。一切就绪后,6月3日,怀泽下令,监视埃姆斯的一切行动。此后,埃姆斯住宅的周围布满了垃圾清运工、草坪修理工、送货杂工等。6月11日,怀泽手下的特工开始窃听埃姆斯的电话,埃姆斯的一举一动都被置于怀泽的监视之下。
6月23日,经司法部门批准,怀泽对埃姆斯的住宅进行了秘密搜查,从而发现了更多的证据。联邦调查局人员从埃姆斯家中搜到了144份机密文件,其中大多数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报与反情报活动有关,有些还涉及美国高度的军事机密,这些机密同他当时从事的缉毒工作毫不相干。另外,联邦调查局从埃姆斯家中的垃圾桶中找到了一盒废弃的色带,经过技术处理后,发现了这样一句话:“除了在阿拉斯加要得到一笔现金外,我还希望你们以更安全的方式给我汇一大笔钱。”后来的调查证实,当埃姆斯从阿拉斯加回来后,他在当地的银行以玛丽娅的名义存了一笔钱,数目是8.67万美元。此外,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从垃圾桶中还找到两份文件,其中一份写道:“我的妻子了解我的所作所为,并且很支持我。”另一份文件则披露了中央情报局的人事、取得机密情报的渠道以及中央情报局正在进行的一些秘密行动。
搜查完毕后,联邦调查局在埃姆斯的计算机上加装了电子侦测器,在其房间加装了监视装置,在过道上安装了微型摄像机。此外,怀泽复制了埃姆斯住宅和汽车的钥匙。7月20日,趁埃姆斯到胡佛大厦办事的机会,怀泽又在埃姆斯的汽车里安装了一个电子信标发射器。
9月15日深夜,4名特工从埃姆斯的家门口换走了垃圾箱。他们从中发现了一张撕碎了的小纸条,上面的字迹依稀可辨:“我想10月份在波哥大会面。”怀泽想借此机会将埃姆斯和他的接头人当场拿获。
10月8日,埃姆斯夫妇带着他们的儿子保罗去迈阿密度大周末,10月9日,天刚蒙蒙亮,怀泽的人员出现在埃姆斯家中,而怀泽自己则在“行动基地”一个小指挥室里遥控指挥。下午5点,搜查人员满载而归。电脑专家汤姆·默里从埃姆斯的电脑中发现了大量有价值的东西,如联络点和情报放置点的详细指示,关于会面的记录,等等。此外,联邦调查局人员还发现了大量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这些都是埃姆斯无权过目的。
10月,埃姆斯告诉他的上司,他要在本月去波哥大看望他的岳母,但是,机场的航班登记表却显示,他没有去波哥大,而是去了加拉加斯,而且,当时他的岳母也不在波哥大,而是在美国。怀泽知道,埃姆斯又是到加拉加斯与他的主子会面去了。
埃姆斯在加拉加斯期间,并没有逃过联邦调查局的监视。
怀泽从电话录音里听出,埃姆斯似乎已经隐隐约约地知道,他已被怀疑。他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一有机会就应收网,否则,埃姆斯有可能跑掉。联邦调查局加紧了对埃姆斯的监视。
埃姆斯的波哥大之行一直拖到11月才成行。11月1日,埃姆斯来到波哥大,等待他的不仅有他的克格勃老板卡列特金,还有怀泽所带领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他们将埃姆斯与卡列特金可能会面的场所都监视起来,不料还是扑了个空。11月2日,埃姆斯和卡列特金完成会面,怀泽未能将埃姆斯当场拿获,不禁感到几分气馁,但随即又想到:他要对付的毕竟不是一个平庸之辈,而是受过专门情报和反情报训练的行家里手。他甚至还担任过世界上最大国家的最大情报机构的反间谍处处长,其经历和经验同怀泽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从波哥大回国以后,埃姆斯夫妇完全沉寂了。没有人知道卡特列金在波哥大同他讲了什么,但是,埃姆斯风闻他已被怀疑可以说是确凿无疑的了,因为他不再有任何可疑的举动。更糟糕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埃姆斯,连埃姆斯的邻居对周围出现的各种闲杂人员都感到可疑,作为反情报专家的埃姆斯不可能不知道此事。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发现,埃姆斯住宅的周围不断出现乔装打扮的俄国情报人员。俄国人很可能已经知道埃姆斯已经暴露,一个已经暴露的间谍不仅无用,有时甚至还会造成危险,因此俄国人杀掉埃姆斯灭口也不是不可能的。此外,根据原先的日程安排,埃姆斯可能于近期出国公干,谁也没办法保证他会按时回国,搞得不好,煮熟的鸭子就会飞了,要是再出现第二个霍华德事件或菲尔比事件,那可就要闹出丑闻了,联邦调查局可丢不起这个脸。于是,联邦调查局决定:逮捕埃姆斯,结果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沉沦

  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报》网站12月28日报道称,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分析员、行动官员,现历史学家本杰明·费彻尔上周出版一篇文章透露,冷战时期中央情报局在东德、古巴和苏联境内的情报行动被“双料间谍”的团团转。甚至在1986到1995年间向三任总统提供了大量“经过莫斯科编排”的虚假情报。他认为,至今中情局内部仍然存在着和当初一样的问题。

  佐莫夫从中情局获得了约100万美元,他在1987年提出了这项提议,据费彻尔说,这一消息是莫斯科精心编造的,成功掩盖了阿姆斯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

  但这期间所有涉及此事的中情局主管都表示他们不应该为此受到责备,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消息是假的。

  他引用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无限的权力导致无线的腐败”说:“秘密的权力会导致悄悄的腐败。”,称中情局为了掩饰其失败,有时候让已经知道是双料间谍的人员继续控制在苏联的情报行动。

  报道称,这篇发表在《情报与反情报国际日报》的文章作者是本杰明·费彻尔,他在1973年加入中情局,冷战期间在对苏联工作部工作,他在1996年起诉中央情报局,称他因1994年处理奥德里奇·阿姆斯案件时因为批评中央情报局而受到不公正待遇。奥德里奇·阿姆斯是一名反间谍官员,他被发现其实长期为苏联克格勃工作。

  这起事件被美国国会情报监督委员会掩盖了起来,费彻尔引用中情局官员布莱恩·莱特尔的话说。

  2009年,中央情报局在防渗透方面的重大失误导致严重后果,当时一名从约旦招募的新特工在阿富汗一处营地实施自爆袭击,炸死7名中央情报局特工。

  这些假消息被政府最高层所采信,包括里根、布什和克林顿三任总统。

  中情局破获的第一起重大的“双面间谍”事件是一名1987年叛逃加入中情局的古巴情报官员弗洛伦提诺·阿斯皮里加揭露的。

  1994年,中央情报局反情报官员奥德里奇·阿姆斯因为从1980年起为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充当间谍而被捕。

  据两名斯塔西官员,克劳斯·恩彻尔和安德拉斯·都博尔特说,如果没有中情局的内部情报,他们当年对付中情局的工作肯定要困难得多。

  1995年,中央情报局承认,从1986年开始,他们在8年时间里提交的许多机密报告都用到了莫斯科方面通过双面间谍发出的假消息。

  双面间谍与那些潜伏间谍——他们常被称为“鼹鼠”——不同,那些人是长期在敌对情报机关内担任官员,同时为己方提供情报。

  阿姆斯向克格勃提供的信息导致整个苏联、东欧的美国情报机关行动完全暴露,让莫斯科可以“喂”情报给美国——这些情报都是经对准确消息和假情报的混合体。

  那年稍晚时候,古巴国家电视台公开了27名为自己工作的CIA特工,展示了他们使用的中情局提供的通讯和照相设备。

  费彻尔将失败归结为中情局的官僚主义文化和本位主义。

  费彻尔说,那些为东德服务的双面间谍让中情局“变得又聋又瞎又笨”。

  他表示,从70年代开始,CIA的许多官员对于内部审查就有着过分的方案,他们常常把像他这样的人叫做“疑心病”。

  阿斯皮里加透露有40名被中情局招募的间谍其实在过去40年中都为哈瓦那的共产党政府工作,为中情局提供错误消息。

  已故东德情报头子马库斯·沃夫在80年代末的回忆录中写道“每个中情局在东德发展的特工最后都会转为我们的双面间谍,或者从一开始就是我们的人。”

  在这段时间内,克格勃派遣了一名假叛逃者到中情局,此人名叫亚历山大·佐莫夫,他成功欺骗了中情局使他们相信自己关于克格勃是如何抓获80年代中期中情局几乎所有在苏联发展的特工的情报。

  所谓“双面间谍”是从外国招募为一个情报机关工作,且已经为其他情报机关工作的间谍。情报机关常利用他们来向其原雇主提供误导性的情报以为自己的政策目标服务。

  费彻尔说,美国退休的情报官员都承认这个失败,包括中情局前副局长波比·茵曼。

  最近因双面间谍导致的失败则是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

  而在东德,中情局所招募的所有特工都是双面间谍,为当时的东德情报机关斯塔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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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有时候比谍战影视更加离奇

  阿姆斯从1986年开始为克格勃服务,后来又为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情报机关SVR服务。

  “我们并没能成功在中情局内安插间谍,”他们在2009年出版的书里说。“但是,在东德境内工作的中情局人员却没有一个能够避免被我们的双面间谍和反情报行动发现。”

  中情局发言人拒绝评论这篇文章。

责任编辑:王金志 SN100

  “在我们的命令下,他们都只传递经过小心选择的信息或误导性信息给美国人,”沃夫说。

  费彻尔表示,在东德的失败是“从一堵墙到另一堵墙”,也就是说:1961年,中情局未能提前发现柏林墙开始兴建的迹象;1989年,中情局是通过电视台才知道德国人开始推倒柏林墙。在这期间,中情局在东德“只能知道沃夫想让我们知道的事情,”他说。

  前任中情局局长罗伯特·盖茨也说过这个机构被“古巴和东德的双面间谍耍了”。

  费彻尔说,对苏联工作中,中情局从未成功直接安插特工到苏联去,他们不得不等待“带路党”(译者注:“带路党”原文为‘walk-in’,也可译为“送上门来的”),但实际上很难判断这些人到底是不是双料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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