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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李鸿章开脱,李鸿章的功与过是卖国贼吗

李鸿章选择卖国,最终要保全的是他自己和他所代表的阶级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与慈禧太后一起“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成了列强眼中“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弱国无外交”。这是人们据以评价李鸿章对日外交中无可奈何的论据,特别标明“李鸿章所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极弱的时代之一”,即人们常说近代中国是“积贫积弱”的时代,但“弱国无外交”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为李鸿章卖国开脱的理由。依照20多年来经济史学家提供的数据,近代中国其实一直是个经济大国。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引用经济史学家贝罗克的统计,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宝座直到1890年才被美国抢去;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认为,中国GDP被美国超过的确切时间,是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1895年。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似乎在昭示我们:单靠经济总量成不了大国。对于李鸿章的评价,还是邓小平1982年9月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的严正声明更能说明问题:“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事实是,李鸿章自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并掌管晚清外交以来,中外重大条约交涉几乎都与他有关,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数众多,如《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等。这些条约的不平等性,对中华民族利益的侵犯,李鸿章不可能不知,但他还是签了字。

但是,研究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果仅仅考察这一事件的当时境况,仅仅追究当事者的历史责任,不从因果关系出发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考究,的确难以说明问题。如果以甲午战败与《马关条约》的签订为一个时间点,往前追溯,则可发现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与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主张和对日的妥协退让紧密相关。

以端木赐香为代表的历史翻案者,为李鸿章开脱的第一个最常见的理由是:作为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者,李鸿章是代清政府受过,代慈禧老太婆受过。李鸿章参与外交谈判,受制于清廷的软弱和列强的强硬,自己没有选择余地,不应当承担历史责任,要怪就怪清政府任人宰割的无能。

李鸿章一生,既举办洋务事业、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又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给中国造成深重的灾难。

为什么列强屡屡指定他为谈判代表?因为他平时的表现一贯地符合列强的利益要求。中华民族历来不乏视死如归的将士,不乏毁家纾难的民众,不乏据理力争的谈判者。即使放在李鸿章类似的处境下,也有在沙俄威逼利诱之下,仍屡次严词拒绝签订不平等条约的驻俄公使杨儒。

李鸿章一生,既举办洋务事业、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又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给中国造成深重的灾难。如何评价李鸿章,分歧主要在其外交行为,尤其是签订《马关条约》。由于此事,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大多认为李鸿章是个卖国贼;但最近20多年来,却有论者特别指出李鸿章所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极弱的时代之一,在当时极为衰落的历史条件下,李鸿章充其量只能算是个误国的人。综观各种研究与评价,结合李鸿章的外交行为,特别是对日外交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甲午战败是李鸿章对日误判与外交妥协退让的恶果,《马关条约》则是甲午战败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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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论者认为,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是被迫的和无可奈何的。如果仅就签订《马关条约》这一时间段来看,李鸿章的确是在甲午战败、被革职留任并“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之后,因日方指名要他赴日谈判,才又被“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议和约”。1895年3月20日,李鸿章率李经方等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等在马关春帆楼举行会谈。李鸿章费尽口舌,直到被刺后才签订《停战条约》,历经29天的艰难谈判,于4月17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从签约的历史境遇与李鸿章的艰难谈判历程看,说他是卖国贼确实冤枉。

时下,为历史人物翻案似乎成了一种时髦。即便是以前公认的卖国贼,在这些翻案者的笔下,也有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民族英雄”。对晚清重臣李鸿章的评价即是显例。
最近…

综观李鸿章的日本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在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之前,李鸿章以“联日”为主。第二,在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爆发后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以“防日”为主,“师日”之心兼而有之,但“轻日”倾向也十分明显,而且贯穿于其对日活动之中。第三,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的“制日”思想成为主流,这是李鸿章通过与日本交往的惨痛教训得出的,但为时已晚。李鸿章出使马关并签订《马关条约》,其严重的历史后果已不是他所能把控。因此,从民族利益的大处着眼,从历史后果出发,李鸿章的卖国行径无可置疑。

最近几天,网上流传一篇署名端木赐香的文章,标题即是“李鸿章卖个国容易么?”在文中,作者声称,“中国历史上最冤的替罪羊当数李鸿章。大清的卖国贼只有一个,那就是掌握大清实际权力的老太后”。

早在1862年5月,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就提出“外敦和好,内要自强”;1863年4月致户部尚书罗椒生函中疾呼“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1881年1月在给晚清名士王闿运的信中明确提出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主张。应当说,李鸿章在晚清的历史危局中,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展机遇期,积极举办洋务运动,推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意义重大。但是,李鸿章为了变法与富强,却对外“和戎”了。在李鸿章30年的外交生涯中,对日外交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中,李鸿章对国际大势缺乏了解,被日本的凶焰所吓倒,屡屡上书朝廷,对日交涉只可言谈,不可动武,结果改变了朝廷的初衷,对日交涉走向妥协、退让。随后签订的《北京台事专条》中,不仅付出了50万两白银,且使数百年来的属国琉球平白失去。在中日朝鲜问题交涉中,李鸿章力保朝鲜,但在其主持签订的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中,却承认中日有共同出兵朝鲜之权,这也为日后甲午战争种下了祸根。甲午战争时,李鸿章一意主和,思欲借俄英等国干涉以消弭战祸,在军事布置上全无计划,自甘处于被动下风地位,直至最后仍不放弃和平之一缕渺茫希望,这是导致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其对日政策,从历史后果看,是从误国、害国起,等到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之时,李鸿章虽然极尽所能地想维护国家利益,却已无力回天,只好在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上签了字。退一万步讲,李鸿章即使在主观上没有想做彻头彻尾的卖国贼,但其行为后果却是卖了国。

为李鸿章开脱的第二个理由是:李鸿章“卖国为国”,“和戎”只是权宜之计,“变法”才是根本之图。即便这是历史事实,也不能认为“和戎”是应该得到褒扬的。如果一次割地赔款可以换来国家长久安宁,如果这是他争取时间励精图治的策略,那么一次“和戎”还情有可原;然而当侵略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蹂躏中国,由侵犯周边国家而至于边疆,又至于内陆,进而至于京城时,李鸿章还一味求和、割地赔款,就只能说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投降主张,是他明知故犯的卖国行径。

李鸿章;外交;开脱;战败;卖国贼

时下,为历史人物翻案似乎成了一种时髦。即便是以前公认的卖国贼,在这些翻案者的笔下,也有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民族英雄”。对晚清重臣李鸿章的评价即是显例。

实质上,李鸿章一生中外交行为的对与错,根源在于“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和戎”。为了内部而对外“和戎”,为了稳住阵脚而对外妥协,这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有不少先例。有些成功,有些失败,成与败之间的关键在于历史条件是否适用。就李鸿章对外所采取的“和戎”政策看,与历史上封建王朝的“和戎”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王朝的“和戎”对象是周边兄弟民族,而李鸿章面对的是外敌,是侵略者——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西方列强要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日本要占领中国的领土。李鸿章的“和戎”,虽说为洋务运动的举办创造了条件、赢得了时间,但一味“和戎”导致了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的割地赔款。

在其笔下,李鸿章俨然已由“民族败类”变脸成“国家忠烈”,由“卖国贼”变脸成“爱国者”了,于是乎,李鸿章的“卖国”终究是“为国”,是事出有因,是情有可原,所谓“和戎”也只是为了“变法”,成了一个不计个人得失、为国家忍辱负重的悲情英雄。

作者甚至在文末声称,“过去的人没有史识,不知道该骂太后。当代人还这样,心智就值得怀疑了。历史学者如此,革命群众更是如此”。事实果真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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