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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灏与李四光,有关于翁文灏的轶事有哪些

人物轶事

mgm美高梅 1翁文灏
翁文灏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是中国第一张彩色中国地质测量图的编制者、是中国第一位考查地震灾害的人……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者从政派”中官位最高、经历最曲折者,作为一名杰出的地质学家,翁氏本是一粹然学者,时乎运乎,却一度做到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高位,晚年又翩然海外来归,以政协委员终老。
翁文灏简介
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浙江鄞县人。出生于绅商家庭,清末留学比利时,专攻地质学,获理学博士学位,于1912年回国。是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中国早期的最著名地质学家。对中国地质学教育、矿产开探、地震研究等多方面有杰出贡献。
他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志的中国学者、中国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的编制者、中国第一位考查地震灾害并出版地震专著的学者、第一份《中国矿业纪要》的创办者之一、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地质学者、第一位系统而科学地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其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的首创者、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的组织领导者。
担任过私立焦作工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的校董。曾以名学者之身份在国民政府内任事,在抗战期间主管矿务资源与其生产。
翁文灏李四光
在“文革”时期出版的一本连环画《李四光》里,作为李四光高大全形象对立面的,有一个叫“丁公羽”的“买办文人”。很显然,这个“丁公羽”(此名明显取自丁、翁二人的姓氏)就是那个时代文学艺术化了的丁文江与翁文灏。因为丁文江1936年初就已去世,事实上李四光与翁文灏交往的时间更久。有意思的是,被“革命”文学艺术丑化了的翁文灏,与他的对立面李四光却有许多相同之处。
从自然生命角度,他们同龄、同寿。二人都诞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即公元1889年,也都于1971年在北京逝世。
就社会职业角色而言,他们同行。二人同样留学欧洲,学习地质专业,学成归国后从事地质科学研究工作。进而言之,他们还都是公认的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创始者、著名地质学家;他们都曾是中国最著名的地质科学机构的主持人,李四光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翁文灏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自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始至1949年,他们同为历届评论会评议员,并同时当选1948年首届院士;他们也同样都有从政并官至中央政府部长的经历,翁文灏担任过国民政府经济部长,李四光则是新中国的首任地质部长。
有如此多共同点的科学家,在整个中国科学界恐怕也再难找出第二对,然而,这两颗科学界同样耀眼的星斗,却在近代中国历史的银河中划下不同的人生轨迹。
同一时期,地质调查所矿产股长翁文灏也先后兼任过矿政司第三科和第一科的科长,李翁二人不仅从1920年开始就有了交集,而且当年还曾是地质调查所的同事、矿政司的同僚。
此后,在章、丁、翁、李几位学者率领之下,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精韧不怠,日进有功。虽然李翁二人身处不同机构、学术方向也不尽相同,但依然交往密切,而且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的卓越贡献,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的领袖人物。
例如,二人不仅都是中国地质学会1922年成立之初的创始会员,而且同时当选首届和第二届副会长,以后也均先后多次当选会长。1926年起,中国地质学会设立葛利普奖章作为中国地质学界的最高奖项,每二年授予一次,以奖励“对中国地质学或古生物学有重要研究或与地质学全体有特大之贡献者”。李四光、翁文灏均是葛氏奖章获得者。丁文江去世后,地质学会又设立丁文江纪念基金,李翁二人都是纪念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李四光还是1942年度丁文江纪念奖金获得者。
他们还都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创始者,翁一直是学会会长,李四光也担任过副会长,1943年后两人同任该会监事。
李四光早期从事古生物学的研究,其成名之作《中国北部之筳科》,仔细描述了古生物筳的各个属种的外部形态和内部构造、地层分布、地理位置等,解决了中国北部含煤地区石炭纪地层划分的争论,是古生物学的重要贡献。“该成果至今天仍受到国内外古生物学者的赞誉和沿用”。李四光特将一新属命名为“翁文灏属”以感谢和纪念翁文灏的支持。
翁文灏对李四光的工作一向也非常尊重和推崇。1942年李四光获得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丁文江纪念奖,翁文灏作为学会理事长在授奖典礼上致词,对李四光发展中国地质科学的贡献给予极高评价。他说:“李先生初年兴趣多致力于革命工作,其后感觉欲强国非空言可获,乃赴英习纯粹科学。返国后即至北京大学任教授,生活寒苦,教学不懈。”“其后感觉北方环境不佳,乃到南京就地质研究所长职,至今十数年,全份精力均在发展纯粹科学研究,……地质科学在国内研究精神之提高,先生之力极大。”
1940年3月,中央研究院第五次评议会在重庆开会。会议结束时,蒋介石出面宴请与会的科学家们,李四光也拒绝出席。蒋介石席间询问:“李四光先生怎么没来?”还是翁文灏以感冒发烧为词,为他打了圆场。1941年8月,钱昌照“秘密通知”李四光(据钱后来说,他是从李济深处得知):蒋介石要抓他。李四光“知道自己一直与蒋介石作对,迟早是要被他暗算的”,不得不将全家由桂林迁到距良丰不远的乡下“隐避”。
与之相反,翁文灏在政治上的选择则几乎完全依赖于对蒋个人的感恩和信任。
1951年初翁以戴罪之身回到祖国之时,李四光已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的最高领导者,进而成为“我国科技界的一面旗帜”。当1951年中国地质学界的另一位元老章鸿钊去世之时,翁文灏尚在面壁反省自己的“罪行”,他当然没有机会听到李四光发表“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不是别人而是章先生”的讲话。西方舆论对翁文灏的回国颇感震惊,甚到风传他已经带领着地质考察队赴西藏寻找铀矿资源去了,尽管翁本人也曾着手翻译了国外有关石油地质的专著,但他最终也没能重回“换了人间”的地质学界。当然,这对翁本人而言或许并非不是一件好事,而他留在地质界的得意门生们,如谢家荣、李春昱、高平(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都没有逃过“右派”的命运。
20年后的1971年,翁李这两颗轨迹不同但都曾辉煌耀目的中国地质之星先后殒落。仰望天边那远逝的轨迹,不能不让我们思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及他们不同的人生选择。不同的意识,不同的命运,都折射着近代中国的命运,隐匿着历史变迁的密码。

国共之争

1948年底,国共之争胜负已成定局。这年的12月,中共方面宣布了一个四十余人的战犯名单,这时的翁文灏虽已不过是挂名的政务委员,但因其曾高居国民政府院长之位,也赫然在焉。1949年,翁文灏先赴香港,后转法国,1951年3月,经多方周密筹划,翁文灏辗转回到北京。“战犯”的帽子没有吓退翁文灏海外归来的脚步,证明中共和翁文灏之间的距离至少不像“战犯”这个词汇所张扬的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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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进入上海后在和翁文灏友人的谈话中提及翁时曾说:“翁文灏是书生,不懂政治,即使他在国内,我们也不会为难他。”陈毅“书生”一词经友人之口传到了翁文灏耳中,正在海外飘零而且从心底里不愿做“白华”的翁文灏想必别有一番感触,可能也促使他下定了回归的决心。陈毅所说的书生也许代表了不少中共要人对翁文灏的看法,可是翁氏的牌子毕竟太招人眼了,“行
政院长”、“战犯”这些外在的东西终究不好静悄悄地消化,翁文灏要融入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土壤还需付出艰苦的心力。等着这位国民政府前行政院长的,首先是如何表态与过去决裂。这一过程堪称一波三折,早在他滞留海外仅有回国之想时,中共方面就表示其回来可以,但需在回国前写一悔罪书公开发表,翁挥笔写就,而文内居然还有“委员长蒋”、“行政院长宋”等字样,连居中沟通的人士都不敢拿出手了。

所幸周恩来同意其可以先行回国,悔罪一事暂且放在一边。但一俟翁文灏在京定居,怎样认识充满罪恶的过去并与之决裂仍然是个逃不过去的大关目。面对这个问题,翁文灏最感难迈的坎是“必须划清界限,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像翁文灏这种教育背景和天性淳厚之人,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何况是于己有知遇之恩的旧主?要他自责容易,去骂别人却戛戛乎其难了。

政协委员

当选为政协委员的翁文灏写下过不少应景诗。整理者所作的“前言”中特别提醒读者,“诗集的内容,特别是大跃进时期中的见闻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中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有不少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可笑的,但这并不代表作者深层次的真实思想,而是对那个在极左思潮统治下,巨大政治压力时代的写照”。其实我看这未免求之过深了。那些歌颂大跃进之类的诗未必不是作者真实心境的反映,像翁文灏这样富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不被那个年代中特有的热火朝天的气氛所感染的,试读一首关于北京城拆除牌楼的诗:“解放京都改造勤,牌楼次第落埃尘。堂皇封建宏规范,窒碍交通阻辙轮。自古先成终有毁,于今革旧更阐新。长安街道从来阔,此日更欣车振辚。”知识分子中没有多少人不在盼望尽快除旧布新,这种情感是真诚的。即使在高歌突进的整体氛围中,作者并未全然麻醉,一首题为《农妇入城投佣》的诗,色调和整体氛围相比是如此的不协调,诗中说那些因受灾生计无着,不得不入城做佣工的农妇“土地曾欣分廿亩,水旱尚自受千灾。何来颗粒全家饱,尽说更新举国欢。子死父老垂尽日,妇人偷走入城关”。“何来颗粒全家饱,尽说更新举国欢”,对比强烈,而“妇人偷走入城关”中,一个“偷”字,也是炼字的好例。对这首诗,一般人看了大概以为是记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事,其实不然,诗实写于1954年8月,对一般读者而言,这恐怕也是一小小意外吧。至于作者回顾平生的长诗《洄溯吟》,对研究作者的人来说,其价值当然更不待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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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灏旧曾于1946年刊行《蕉园诗稿》,这个集子没选。就本集已选的作品,作者的诗艺实不能说高明,这不必讳也无需讳,作者本来就无意作吟风月弄花草之诗人。近人旧体诗词集的价值往往在诗词之外,于此又得一显例。

人物评价

人物总评

科学家

翁文灏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1912);是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1914);是中国矿物学第一本专著《中国矿产志略》的作者(1919);是中国第一张彩色中国地质测量图的编制者(1919,着8色);是中国第一位考查地震灾害,并出版专著的作者之一(1922,《甘肃地震考》等);也是中国第一部《中国矿业纪要》的创办者之一(1916,与丁文江共同创办);同时,翁文灏还是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大会的代表(1922);是第一位系统而科学地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1925);是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1926);是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岩和金属矿床的区域成矿理论的首创者。特别应该提及的是,翁文灏还是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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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作为科学家的翁文灏,如今的评价已趋一致,尤为难得的是,他在科研方面的组织和管理上的才能也早有定评。

政治人物

被视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和丁文江等这批朋友不同,他不仅有浓厚的专业关怀,而且骨子里是相信科学救国的。职是之故,翁文灏先后两次婉拒了国民政府的征召。这样一个对做官没有兴趣相信科学救国的书生最终还是走上了政治前台,甚至一发不可收,在一个被世人目为腐朽无能的政府内阁中挂了头牌。尽管他在这个政府中素有清官和能吏之名,但在一个政治不上轨道的地方,一个书生的入局总给人“跳火坑”的感觉。作为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回首前尘,也大概会体会出几分宿命的意味吧?中国近世文人学者多多少少都与政治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翁文灏虽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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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本色

翁氏归国后,在幽居岁月里留下过大量文字,除一纸悔罪书,政协委员本分内应上的议案这些台面上的东西之外,还有《人类进化史纲》《中国古代史新研》等手稿。窃以为,其中最值得今人关注和玩味的还是这些旧体诗词。尽管这本诗集不过是一选本,但作者的书生面目和复杂心绪仍灼然可见。1951年6月,悔罪书写完后,他以诗作跋,“平生自问尚无羞,只惜忠诚少计谋。仁义知难追宋瑞,贤明信不比梨洲。清勤鹤立官僚浊,拙朴心非利禄求。生气欣看时势变,新朝可许一浮鸥。”首句“平生自问尚无羞”像是自我宽解,而结末一联又分明透出一个前政权的高官——哪怕仅仅是伴食哪怕他自己骨子里以书生自许——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的疑虑。等到这年七月,官方仍无正式结论,“到京困居已逾四月,成诗三首”,其中唱道“故国得归终幸事,是非只可付悠悠”,作者此时显然已有“历历前尘吾倦说”(俞平伯诗)之感,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前尘旧事总如怨鬼缠身,哪里是你想“付悠悠”就真的一逝如流水的呢?在翁文灏回国之初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基本处于幽居、无所事事的状态,曾用一首七律《栖息》概其遭际,首联赫然是:“栖息京师抚寸躬,自惭余孽得优容”,“余孽”二字下得未免太重了,不能不让人生无限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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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及应该如何团结“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时,专门点到了翁文灏,说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算是未盖棺而论先定。

丁文江在《我所知道的翁咏霓》中,不无佩服地说到:“我跟了他二十年,没有见他想吃点好东西,穿点好衣服,住点好房子,每天八点钟起来,十二点钟睡觉,整天忙着做事,从来不肯休息。”“他是个个性极强的人,而主张温和;他是个极明察的人,而待人厚道;他是个极清廉的人,而处世很平易。”

学者忻平:他谢绝外国商行高薪聘请,一心搞科研,学识渊博。······翁文灏为人实在本分,整天只知做事、做学问,不问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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