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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形态转型的边疆之维,清代中国疆域的变迁及其对中国民族发展的影响

原标题:刘晓原:中国国家形态转型的边疆之维

清代是中国古代疆域的定型和近现代疆域变迁的发端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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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疆域;变迁;发展;中国民族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国家形态经历的不仅仅是治乱循环和国土增削,而是完成了重大的领土属性转型。这一转型和边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世界领先国家的行列里,中国的边疆状态即使不是一枝独秀,也颇显与众不同。

清代是中国古代疆域的定型和近现代疆域变迁的发端时期。传统“华夷之辨”、“尊夏贱夷”的民族观被“华夷一家”、“天下一统”的思想所取代,边疆民族地区实现了从羁縻统治区域向直接统治区域的过渡,边缘化特质逐渐被“一体化”趋势所取代。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主导的以藩属体系为基础的东亚政治格局被西方列强主导的新型国际秩序所取代,传统的天下观和疆域观受到严重冲击,中国由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中华民族由自在民族共同体向自觉民族共同体转变,并形成了诸多的跨境民族,对近现代中国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十世纪西方内陆亚洲研究的开拓者欧文?拉铁摩尔曾把古代中国称为“边疆国家”。他认为古代中国具有鲜明的边疆特征:“或者是建立于边疆或边疆以外的王朝向内运动以实现对中国的控制,或者是建立于中国的王朝向外运动以实现对边疆甚至更远地区的控制”。[1]因此,古代中国的内陆边疆一直是一种“民族政治边疆”,是汉族与非汉族国家或人民之间交往或隔离、控制或抵抗、同化或离异、战争或和平的舞台。在世界历史中近代“边疆国家”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立国之后,美国的发展就没有脱离其不断向西扩展的边疆。1890年,美国最后一块领地俄克拉荷马完成了向州的转化,美国人口调查局因此宣布了美国边疆状态的终结。

清代是中国古代疆域的定型时期,也是我国近现代疆域变迁的发端时期,在中国疆域沿革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顾颉刚、童书业、白寿彝、孙祚民、谭其骧、葛剑雄、马大正、李大龙等学者就中国历史疆域的界定、分期、变革、影响等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说”、“汉族王朝疆域说”、“1840年前的清朝疆域说”、“各民族共同活动范围说”和“中原统一王朝疆域说”等学术主张,并引发了较大的学术争鸣。经过80余年的探讨,学术界虽在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的分期上尚有一定差异,但都基本认同中国古代疆域定型于清代,①然而对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及变迁对中国民族发展的影响却关注不多。本人以清代中国疆域变迁为切入点,试图对此进行探讨,就教于学界方家。

在有关国家现代化的讨论中,表达经济发展水平的概念有“发展中国家”和与其相对应的“发达国家”,表达政治发展进程的有“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这些概念被广泛地应用于世界上现有的“民族国家”实体。“民族国家”形态对于欧美国家来说早已是理所当然,甚至被认为是已经过时了。但是这种形态在非西方地区的发生和发展远未得到现代政治学的重视。现有的关于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的理论多是依据西方国家的成长经验。而非西方国家的国家形态现代化暨领土属性转型的过程远未成为历史,亟待研究。本文试用“边疆国家”和“整合国家”这对概念来表述中国领土属性的现代化进程,以就教于识者。

一、清代中国古代疆域的定型与近现代疆域变迁的发端

边疆在古代中国是个模糊概念

清代是中国疆域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时期。一方面,清代中前期,经过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周边各少数民族先民上千年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以及各民族政权之间分裂——统一——再分裂——更大范围统一的螺旋式发展,在民族分布格局和民族关系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古代疆域的最终定型。另一方面,清代后期,西方列强以武力相威胁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鲸吞了大量的中国领土,还相继入侵朝鲜、越南、缅甸、琉球等藩属国,促使中国疆域从王朝传统疆域完成了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疆域的蜕变。

“边疆国家”比较易于理解。“整合国家”是相对而言,大致会具备以下特征:(一)国家疆界基本定型,不存在涉及异向群体的国土或领地问题;(二)全国范围内人员、物资的流通基本流畅,绝少交通、通讯的死角;(三)全国经济、文化生活浑然一体,在不同地区的种种地方特征继续存在的同时,没有“内地”社会与“边疆”社会之间的隔阂,全国各地区经济、文化生活的共性远远大于相互间的差别;(四)全国政治生活万变不离其宗,主要表现在各种基于族群、阶级、性别、年龄、种族、宗教的弱势群体的政治意向和文化价值取向不是对主流社会的分离而是参与,反之,主流社会对此不是排斥而是包容。换言之,无论是在横向的地域意义上还是在纵深的社会意义上,整合国家都堪称合而一。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些特征,历史久远的“边疆”仍在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时时彰显出来。

中国古代疆域的定型

古代中华帝国的边疆是模糊、开放和在地域上经常变动的。当中国处在一个稳定强大的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时,其实际控制的领土和间接势力所及便会扩展,中国统治者基于“天下”观念对王朝势力范围的想象,也因此变得广袤无垠。相反,当中央王朝衰落时,来自内陆草原的游牧民族便有机会压缩、渗透、乃至于征服中国王朝的疆域。中国古代政治家们早就意识到了这个现象。十二世纪南宋宰相李纲就有诗曰:“中原夷狄相衰盛,圣哲从来只自强”。[2]沿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发生的这种极不稳定的古代国际关系,使得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就如一个随季节变化而伸缩不定的湖泊,尽管有时候这种“疆域季节”会持续几个世纪之久。

清军入关后,面临着复杂的国内政治形势。在北方,蒙古族以大漠为中心,分为漠南、漠北和漠西三大部。漠南蒙古虽在清军入关前就已归顺,但居住在天山北路的漠西厄鲁特准噶尔部不断强大,成为清朝最大的威胁;在南方及中原,尚有一些明朝遗臣拥立皇族建立的弘光、隆武、绍武、永历等几个南明政权,以及李自成的大顺、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为稳定和巩固边疆,清朝对内肃清反清势力,加强对边疆地区的军事控制,对外则通过战争、谈判等方式与俄国、廓尔喀、布鲁克巴和哲孟雄等国相互确认了疆土的归属,划定了边界,并延续历代王朝的统治策略,通过朝贡—册封等手段维系了与周边朝鲜、安南、缅甸等国的藩属关系,最终奠定了中国古代疆域的基本格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人对国家所具有的领土属性也早有概念。但是在近代以前,中国鲜有对国家领土的形状与大小的执著观念。中国古人常用“山河”来比喻故土,用“金瓯”来传达领土完整这个虽能抽象表达但难以精确界定的观念。与作为文化观和意识形态的“天下”观念不同,这些概念被用于对具体疆域的描述。破碎的“山河”或残缺的“金瓯”往往同纷乱的“天下”同在。在古代,如果把中华帝国的疆域范围限定为一个具体的形状或大小,既有违“天下”观,也有违事实,因为存在于中央王朝与周边邻国之间的边疆是经常移动的。因此,古代东亚的国际政治并没有遗留给我们一幅可以度量的“山河”图景。古代中华帝国只呈现出地缘景观,而不具备地缘形体。

在南方,1645年清军灭亡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及南明的弘光政权。1646年消灭了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及隆武、绍武政权。1662年,清军入滇,灭永历政权。1683年,清兵入台,郑克塽降,清朝设置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此后,大量福建、广东移民进入台湾,乾隆年间台湾已有“闽人约数十万,粤人约十余万”。②

清代,满族统治者以内亚边疆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清王朝构建的庞大帝国不但在观念上打破了夷夏之防,而且在对帝国边疆的治理上也超越了以前历代。尤其是到了18世纪后期,有鉴于来自北方的沙俄帝国的挤压和西方列强从西南、东南方向对中国的觊觎,清政府开始注重对帝国边境的严格管理。但是清帝国毕竟是东亚传统国际关系文化的产物。在19世纪前半叶,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魏源、徐继畲,在描绘中国疆域的时候,仍要面对无可避免的模糊性。魏源在其名著《海国图志》中称中国位于亚洲的东南,南北“径六千里,东西大抵略同”。在《圣武纪》中,魏源更明确地指出,“十七行省及东三省地为中国。自中国而西回部,
而南卫藏,而东朝鲜,而北鄂[俄]罗斯,其民皆土著之人,其国皆城郭之国”;蒙古、回部、西藏、俄罗斯、朝鲜、缅甸、安南等同为中国外藩。徐继畲的中国地域观与魏源有所不同,认为除了俄罗斯、日本、印度以及在遥远西部的一些穆斯林部落以外,整个亚洲尽属中国“幅员”。[3]在这个时期,中国和西方的观察者都很难确定中国的边疆究竟是介于魏源的“中国”与“外藩”之间,还是介于徐继畲的更大的“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西方地图的绘制者通常采用的做法是把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包括在“中华帝国”的范围内,同时用一条界线把它们与所谓中国本部分开。因此,海棠叶形的中国地图首先出自西方人之手,表达的是清帝国的统治疆域。[4]

在北方,康熙三十年、三十四年、三十六年,清军先后在乌兰布通、昭莫多等地与噶尔丹部激战,噶尔丹兵败自杀,内外蒙古完全统一于清朝,清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设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和库伦办事大臣进行统辖。此外,康熙二十八年清与俄国订立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为界,再由格尔必齐河源顺外兴安岭往东至海,岭南属中国,岭北属俄国,从而确定了中俄东段的边界。雍正五年,清朝与俄国再次签订《中俄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条约》,规定以恰克图和鄂尔怀图之间的第一个鄂博为起点,由此向东至额尔古纳河,向西至沙毕纳依岭一线为界,以北归俄国,以南归中国,进一步明确了中俄中段边界线。③

十九世纪既是一个东方仓皇应对西方挑战而饱受挫折的时期,也是一个中华帝国企图适应欧美民族国家的游戏规则而追之不及的一个世纪。在此期间,西方列强和新兴日本用战争加外交的手段对清帝国的主权和政治地缘重新加以界定,清政府在朝鲜、缅甸、越南等朝贡国相继失去原有的上国地位。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姗姗来迟地力图对清帝国原先的所谓“虚边”追加有效的控制,用移民、开发、建省等手段拢紧内陆边疆。[5]结果是,当二十世纪来临时,清朝政府与列强签署了十几个涉及领土的条约,这些条约使中国的边疆之谜至少在纸面上有了答案。在晚清的最后十年,中国出版的地图已大致与西方制作的中国地图看齐,描绘出海棠叶形状的中国领土主权范围。[6]在这个图景里,一条国际边界线把中国的内陆边疆地区圈画于中国版图之内。这些中国地图表明,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的领土属性已开始具有“民族国家”的某些重要特质。拉铁摩尔所描述的拉锯边疆时代似乎就要结束了。

在西北地区,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不断征伐,清朝最终于乾隆二十二年平定了准噶尔部,巩固了对天山北路蒙古等族聚居地的统治。乾隆二十四年,清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叛乱,最终统一了天山南北。

近代中国领土属性的艰难转型

在西藏地区,康熙五十九年清军入藏,结束了和硕特及准噶尔等蒙古势力统治西藏的历史,正式将西藏纳入清朝版图。雍正五年,清设置“驻扎西藏办事大臣”,统掌前藏和后藏之军政,有效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乾隆五十六年,清军击退廓尔喀对我国西藏的侵略,并与廓尔喀、布鲁克巴和哲孟雄划定了边界。乾隆五十七年,清创立了“金瓶掣签”制度,次年,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将西藏地方事务的管理推向法制化和规范化管理的轨道。

中国领土属性近代转型的难点在于,中华“民族国家”直接脱胎于清代的多族帝国。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一度倡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辛亥革命以后却转而宣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这种转变表明了20世纪中国革命中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整合意识。然而,20世纪历史表明,中国向现代整合国家的发展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首先,满清帝国是在各族服膺于朝廷的前提下,以“五族共存”为基础的相对松散的帝国体制。将其整合为以汉族为主导的“五族共和”,改造成消除内部民族壁垒的严密的“民族国家”,不能不引发边疆各族的反弹。其次,以孙中山为奠基人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虽然能够超越古老的华夷之辨,追求建立一个多元的“中华民族”,但毕竟是源于和局限于汉族革命的国家、民族观。毫无疑问,孙中山的同代人美国总统威尔逊和俄共领袖列宁提出的带有普世意义的“民族自决”原则,对于中国边疆民族的感召力远远超过三民主义。再次,中国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整合,发轫于帝国主义时代,中国边疆民族的内向或分离都会受到中国的整个国际环境和环伺于中国周边的列强的政策的影响。

随着清朝统治不断深入,边疆地区逐步稳定,周边藩属之国也相继遣使朝贡,表示归顺。早在入关以前,清便于崇德二年通过军事征伐迫使朝鲜交出明朝所赐诰命册印,奉大清正朔。顺治九年,暹罗遣使朝贡。顺治十年,“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质遣使表贡方物,兼缴故明敕印”,④与清朝建立起政治上的封贡关系。顺治十七年,安南国王黎维祺遣使朝贡,奉表投诚。次年,清朝册封黎维棋为安南国王,约其“永作藩屏,恪修职贡”。⑤雍正四年,苏禄国王遣使奉表贡献方物,清朝将其纳入封贡体系。雍正八年,南掌国王岛孙遣使奉表朝贺,并请永定贡朝。乾隆十六年,缅甸派使节朝贡清朝,表示臣服中国。乾隆五十五年,清朝赐敕书、诏书,册封孟云为缅甸国王,中缅再次建立封贡关系。周边各国相继纳贡臣服,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历代形成的藩属拱卫体系,对中国古代疆域的定型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与中国历代王朝“家天下”的传统针锋相对,孙中山倡导“天下为公”,希望走向社会的纵向整合。到1949年为止,孙中山及其继任者们从理念上对清王朝遗留的版图赋予“民族国家”领土的意义,但在实际上并没能完成“把民族的紧窄外皮拉扯到帝国的巨大躯体之上”。[8]“天下为公”在同边疆民族的横向联系上成为一句空话。通过宣称民族统一和用国内立法的方式界定疆域范围,是孙中山等民国领袖在中国历史上的首创。此举在宣布对清代版图继承的同时,确定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态。然而,国民党对中华“民族国家”的表述没有克服以汉族为尊的偏狭。在中国的王朝历史中,无论中国是统一帝国的禁脔还是分立的多国争斗的舞台,存在于汉族与非汉族政权之间的边疆分野曾随着双方实力的变化而移动。这种情形与包容一切的“天下”观并行不悖。中华民国伊始,中国民族主义的政治话语将历史遗留的民族分野内政化,把满清帝国疆界直接翻译为包含汉、满、蒙、回、藏的中华“国族”的地缘形体。然而在实际上,纵观民国时期,中国政府既不能克服西藏和外蒙古的实际分离,也不能有效地应付外国势力对内蒙古、满洲、新疆等地的图谋和这些地方的民族自治运动。[9]

总之,在历代封建王朝和边疆各民族共同经营的基础上,边疆地区经过清代前期的治理和开发,自然凝聚成中国古代疆域。这一时期,清朝的疆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⑥北抵戈尔诺阿尔泰、萨彦岭、外兴安岭至鄂霍次克海,西南达喜马拉雅山脉,包括拉达克在内,陆地总面积1300多万平方公里。⑦全盛时期,清朝在全国设置了18个省,盛京、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里雅苏台5个将军辖区,以及驻藏大臣、西宁办事大臣和蒙古的盟旗,并通过改土归流等措施扩大了对边疆地区的直接管辖范围,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边疆地区的统治做出了重要贡献。

比之于中国民族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政治渊源略有不同。马克思主义主张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民族问题就必然会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被超民族、超国界的阶级问题所代替。在创始阶段,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信奉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倡导蒙古、西藏与新疆等地的边疆人民实行“民族自决”。然而,随着共产党人在长征中对民族地区的深入,以及随后抗战中和国民党的联合,其民族政策出现了极大变化。抗战期间,中共在继续保持自己独特政治话语的同时,已不再质疑国民党对于中华民族的两个基本定义,即中华民族的民族构成必须包括内陆边疆的满、蒙、回、藏等族,中国的领土就是脱胎于前清帝国的海棠叶形的领土范围。[10]

近现代中国疆域变迁的发端

对中国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中国地缘形体定型的关键时期。在战争的最后时刻,国民党政府认可了苏联支持下的外蒙独立,从而使中国版图从海棠叶变成了所谓雄鸡状。另一方面,中国的最大收获是在美英等国的外交支持下,光复了甲午战争后日本强占的领土。抗日战争的结束也将国共斗争推向决胜阶段,其结局必然是统一的中央政权在中国的重新确立。无论哪一党胜出,必然要开始经营尚处于游离状态的边疆地区。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标志着围绕中国边疆的新的一轮斗争的开始。

长期以来,受限于东部海洋和西部青藏高原的阻隔,历代封建王朝除与周边国家保持着以封贡为纽带的藩属关系外,一直处于相对隔绝的发展状态。进入明代后,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地理大发现使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接触和冲突在所难免。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欧美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导致世界经济、科学文化、军事和政治的重心从亚洲古老文明国家转移到欧洲和北美,世界格局随之发生重大变化。⑧为拓展海外市场,寻求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赚取更多的超额利润,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殖民扩张浪潮。而此时的中国却依然处于对外封闭的状态,清朝还沉醉在唯我独尊的东亚政治体系之中,“迄乾隆五十年,我为上国,率土皆臣,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已”。⑨乾隆年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商谈通商时,清朝仍要求其行三跪九叩之觐见礼仪,颁给英王的敕谕自诩“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⑩由于清朝国力衰退,对世界形势应对不及时,导致进入近代以后,列强环伺,外侮日多,卒至藩属离去,疆土被割,遗祸无穷!

虽然此时国共两党对于中国的地缘形体和民族构成已达成共识,由于中国内陆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地缘政治位置,国共在内战中孰胜孰败,将会决定不同边疆的政治走向。内蒙古和新疆在地理上靠近苏联和外蒙古,也是中共在危难时期向苏联靠拢的必经之路。抗战期间和战后,在这两个地区先后发生了意识形态左倾、要求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分离的强大的民族运动。西藏则是背靠英印,前据青、川,顽固保守的政教上层以隔绝西藏与现代世界的外部联系为己任。中共在西藏的影响甚微;国民党政府则通过其在拉萨的驻藏办事处,保持着与西藏上层藕断丝连的关系。战时迁川后,国民党当局更视西藏为后方,积极规划用对英美外交和对拉萨的笼络取消西藏的“特殊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民党在内战中胜出,将可以继续对西藏实行怀柔拉拢;但在北方,国民党则须面对内蒙、新疆左派分离运动的抗拒和苏联浑水摸鱼的危局。如果共产党胜,则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整合新疆的“三区革命”和内蒙的“东蒙自治运动”;而拉萨则可能会向新近独立的印度和西方国家求援。

一方面,以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为起点,英、法、俄、日等列强以武力相威胁,强迫清朝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大片领土。1842年,英国政府强迫清朝签订《南京条约》,强行割占香港岛,并迫使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岸通商。1856年,英、法联合发动侵华战争,俄国趁火打劫,于1858年强迫清朝签订《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860年,列强强迫清朝签订《北京条约》,俄国强占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英国割占九龙司地方一区。1864年,俄国强迫清朝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中国西北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淖尔南北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81年,俄国又通过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强占了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1890年,中英签订《藏印条约》,英国割占了热纳、咱利和隆吐山等中国领土。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并于1895年强迫清朝签订《马关条约》,割占中国辽东半岛及所属诸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此外,英、法还通过一系列军事活动,不断入侵云南边境地区。总之,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武装入侵,强迫清朝签订不平等条约,强占了中国东北、西北和西南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使清代前期刚定型的中国古代疆域大幅缩小,并留下了一系列未定边界,为近现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埋下了祸根。

这种情形表明,此时的中国国家形态发展依然面临着在孙中山的“民族整合”和威尔逊-列宁的“民族自决”之间的抉择:中国的执政党或者借国内战争的余威收拾边疆残局,重建中华大一统;或者正视边疆民族的政治诉求,重新规划中华民族的多民族构成。前者体现的是中央政权行使主权的合法性,后者反映的是民权政治体现民意的正当性。二者皆为现代国际政治的主流理念,在中国的复杂情况下却处于矛盾之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以创建革命国家的姿态,对内陆边疆民族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政策。

另一方面,在武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同时,列强侵占了清代前期臣服于中国的朝鲜、越南、缅甸等藩属国,致使这些藩属纷纷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中国主导的以藩属体系为基础的东亚政治格局就此终结。1875年,日本借“江华岛事件”入侵朝鲜,并于1876年签订《江华条约》,规定“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与日本国保有平等之权”,否认中国的宗主权,为日本进一步吞并朝鲜创造条件。甲午战争后,清朝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认明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标志着中朝藩属关系最终走向瓦解。19世纪中期,法国入侵越南,越南阮朝与法国于1862年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规定将边和、嘉定、定祥三省的全部及昆仑岛的一切主权割让给法国。从此,越南南方沦为法国殖民地。1874年,法越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法国承认越南独立,不再臣服于中国,一旦越南需要征剿贼寇,法国愿意无条件援助。1884年6月,法越签订《第二次顺化条约》,越南承认并接受法国的保护权。次年,越南进呈国书,向清朝乞求赐封。清朝以“越南从前与法私自立约,并未奏闻”为由,拒绝了越南的请求。自此,清代中国与越南沿袭了220余年的藩属关系彻底结束。同样,19世纪中叶后,英国先后发动三次侵缅战争,相继吞并了下缅甸和上缅甸,并于1886年1月灭了雍籍牙王朝,将整个缅甸沦为殖民地。1886年,中英签订《缅甸条款》,规定缅甸向例十年呈进方物,缅督派员循例举行;英在缅甸政权,悉听其便。至此,清朝与缅甸存续近百年的封贡关系宣告终结。1890年,清朝与英国在加尔各答正式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不仅承认哲孟雄归英国保护,还划定西藏地方与英属哲孟雄的边界。

从边疆国家走向整合国家

总之,19世纪中后期,清朝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下,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丢掉了我国东北、西北和西南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使朝鲜、琉球、越南、缅甸等弱小的藩属自顾无暇,不可能也无力担当中国的“屏藩”,中国的藩属体系分崩离析,清朝“守在四夷”的疆域拱卫体系遭到重创,造成了严重的边疆危机。一些具有较强“独立性”的“藩属”先是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之后与中国的关系发展成了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可以说,中国现代疆域和周边国家关系正是在近代西方列强以武力相威胁,以划界为手段,通过不平等条约的形式攫取中国领土,并迫使原来藩属国相继脱离中国藩属体系之后而形成的。清代末期中国疆域的变迁,对中国边疆各民族的发展,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重整江山的过程中,产生于内战期间的内蒙古自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容忍一个边疆民族在某种程度上的特殊化,反而可以促进它与中国内地的同质化。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重大国策写入“共同纲领”。在后来的年月里,中共领袖多次从各种角度说明,为什么在1949年对中国民族关系和中国民族政治体制做出决策时,没有遵循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被作为一个主要原因。[11]这种论点实际上与康、梁改革派主张的清帝国内各族应在西方列强压迫的危局下同舟共济、以及孙中山的国家统合论一脉相承。1949年决策的根源在于晚清开始的中国领土属性转型和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华“民族国家”对清王朝领土遗产的继承,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冷战国际政治。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经验来说,长征的经历和内蒙古、新疆的分离运动都表明,实行民族自决的后果将会导致清代以来形成的中国政治地缘体系的分崩离析。而区域自治的模式则可以有限地顺应边疆民族的政治诉求,同时满足现代中国主权的两个基本要求:在国际范围内,区域自治表明边疆地区处于中国版图之内;在国内,它规定边疆民族自治政府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12]

二、清代疆域变迁对中国民族的影响

实施民族自决原则的结局无论是分离还是统一,其核心内容是有关民族政治集团之间地位的对等和对弱势民族政治诉求的认可。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质则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国家的政治意志,其次才是对地方主体民族的某些特殊利益的包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区域自治的效果明显优于晚清和民国时期在边疆“建省”的方针,表现在对边疆分离主义安抚的同时达到促进政治同质化的效果。这种效果在新疆和内蒙古尤为显著,区域自治的实行似乎标志着清代与民国时期省制向这些地区扩张的退潮。而在清代“毋庸代为经理”和民国时期中央政令向未达到的西藏,区域自治则意味着中央权威的推进。在一段时间里,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的特殊状态相当容忍。

正如马大正所言,我们的先辈为今人留下了两项举世瞩目、无与伦比的历史遗产: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是中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不同于单一民族国家,中国很早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自秦汉以来形成了汉族居内地、少数民族居边疆的分布格局。回顾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疆域的历史沿革是几千年来中原汉族和边疆各民族共同劳动、开发、碰撞、融合的结果,反过来说,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变迁又对中国各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设想是在十个省份实行不同行政层次的区域自治。最终结果是不同级别的民族区域自治在覆盖国土面积近65%的二十个省区得到实行,没有民族区域自治的省份反而成为少数。[13]1956年底,新华社宣称区域自治已在几乎所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起来。随后,当时的国家民委主任乌兰夫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宣称:“我党已经胜利地解决了国内的民族问题”。[14]

清朝前期的边疆治理及中国古代疆域的定型对中国民族的影响

中国政府在1950年代中期所宣称的区域自治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但边疆民族问题还遗留了尚待解决的三重隐患。首先,清代遗留的内陆边疆民族问题具有历史、文化、地缘方面的特殊性,与在中国内地省份聚居的少数民族大不相同。这个特殊问题并不会因为边疆民族和内地诸民族同被视为“少数民族”而消失。第二,中国的区域自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所谓胜利表明的是中央对边疆分离倾向的抑制,并没有彻底消除民族冲突的隐患。[15]最后,从一开始就为边疆地区预制了“解放”、“自治”、“社会主义革命”的三部曲,区域自治的实施仅预示着第三步的到来,即以“社会主义”的方式使边疆与内地最后实现同质化。因此,五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以包容边疆特殊状态为前提的合作,亦即边疆民族接受区域自治的基础,注定要改变。当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在中国内地搞得天翻地覆的时候,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治关系也随之激化,与全国一起处于整而不合的状态。

清朝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鼎盛时期。一方面,经过历代疆域不断沿袭和演变,中国古代疆域最终在清代定型,为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格局的基本定型和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本的空间坐标;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疆域的定型也是清朝政府边疆治理和边疆地区各民族融合的结果。这一时期,清朝在继承历代中央王朝边疆治理和民族、宗教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实施武力征伐、平定叛乱、军府制度、盟旗制度、改土归流、设置理藩院、推行政教合一制度等一系列具有时代特色的制度,既巩固了边疆,又对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

众所周知,与西藏的政教统治集团和新疆各族相比,内蒙古民族从20世纪初就直接参与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以前,内蒙古民族是第一个加入到中共革命行列中的边疆民族。内蒙民族在新中国的利益所在,再加上内蒙古区域自治模式对人民共和国体制的贡献,都使得1949年后的内蒙古实际上已不再是政治意义上的“边疆”,而在最大程度上完成了与内地的政治同质化。

第一,清朝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加强了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

可是在文革时期内蒙古边疆民族政治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再次开盘。文革开始时乌兰夫成为最早被罢免的省级第一把手之一。他的罪名是民族分裂,罪证之一是在60年代重发由毛泽东亲署的中共在1935年给内蒙民族的一封公开信,该文件把内蒙古视为一个“民族”,并称“民族是至尊的,各民族是平等的”。[16]

清代以前,中国古代社会几乎都存在着北方游牧文明和中原地区农耕文明的冲突。无论是秦汉还是唐宋时期,中原王朝几乎都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尤其是在国家处于分裂和汉民族政权处于弱势的历史时期显得尤为突出,加上边疆地区和各民族之间在生计方式、文化习俗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历代实现统一的封建王朝在处理边疆问题和民族问题时,不得不正视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大致以元朝为界,元代以前推行羁縻统治,元代以后实施土司制度,在边疆民族地区实施与中原内地不同的制度和政策,推行“以夷制夷”、“因俗而治”的间接统治。甚至在强大边疆民族势力的压力下,有些朝代直接放弃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诉求,通过修筑长城来抵挡北边民族南下中原,人为筑起一道边疆与内地联系和沟通的壁垒,阻碍了边疆地区和中原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进程。

毛泽东以后,用革命的方式整合边疆民族的时代在中国结束了。“民族问题”得以摆脱“阶级斗争”的幽灵,重新进入中国的政治日程。中国的边疆民族政策一度显示出改革的气象。

清代,经过约一个世纪对边疆地区的用兵,清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得到了巩固,疆域基本定型,形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为清朝进一步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清朝在继承历代民族政策的基础上,根据特定的社会情况有所创新。一方面,设置了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理藩院,颁行了《理藩院则例》,并充分尊重客观存在的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针对蒙古制定了《蒙古律例》,针对回部制定了《回疆则例》,针对西藏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针对南方“苗疆”制定了《苗汉杂居章程》、《苗民禁婚令》等,使中国的民族事务管理走上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法制化轨道。另一方面,根据边疆地区各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机构,设置了不同的行政管理体系。在东北地区实行军府制度下的旗、民分治;通过实施盟旗制度,对蒙古诸部分散编制,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并通过封授爵职、政治联姻、朝贡互市和藏传佛教等,加强满蒙之间的关系;在新疆地区,设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并推行军府制度为主,郡县制、盟旗制和伯克制为补充的统治制度;在西藏地区,通过设置驻藏大臣,颁布《钦定西藏章程》,创立“金瓶掣签”制度,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强化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在西南地区,则沿袭明代实行的土司制度,利用地方民族上层对各民族实施有效统治。总之,清朝集中国封建社会民族政策之大成,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将中央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管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加强了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正如王钟翰先生所言:“清代满族统治者对于我国边疆地区各民族,创制、执行不同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不但超周、秦、汉三代,甚至连显赫一时、地跨欧亚二洲的大元帝国亦瞠乎其后。”

以东南“经济特区”为先导的经济改革最终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了惊人变化。而西南“民族特区”却半途夭折。中国改革伊始,邓小平把“小康”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期目标。同时,他对中国“没有大规模的民族冲突”的状况表示满意。这或许可以被称之为中国边疆的“小治”。[17]这些目标对一个刚从文革灾难中恢复的国家来说是现实的。在中国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以后,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愈益举足轻重,这些目标就显得过时了。在最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发生以前,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持续增长率使世界叹为观止。然而,在中国稳步向“发达国家”的目标迈进的同时,距“整合国家”依然遥远。区域自治加经济现代化的二元公式并没有化解边疆地区的民族冲突。中国的有关研究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里“政治动乱”、“反革命武装叛乱”和“恐怖活动”在新疆发生的频率与1950年代、1960年代没有差别。近年来在新疆和西藏发生的恶性事件表明,在全球化和信息数字化的时代,发生在边疆的族群冲突会迅即波及全国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18]

需要指出的是,清代前期随着边疆地区土司势力的不断发展,各土司区域割据、目无王法、鱼肉乡民的行径,以及不时发生的冲突和反叛行为,对中央集权构成了直接威胁。针对各土司“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迨明,代为边害”的状况,为加强对土司地区的政治统治,“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租赋,以靖地方”,自雍正年起,清朝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等省边疆民族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用流官取代土司,将原依靠各土司进行间接统治的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经过改土归流,云南、广西等边疆民族地区已经不再属于“藩属”涵盖的范围,在统治者的眼中已经称为王朝的直辖区域。到乾隆朝时,“关门以西,万有余里,悉入版图。如左右哈萨克、东西布噜特及回部各城,以次抚定……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版图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皇朝。

综上所述,欧文·拉铁摩尔对古代中国是一个“边疆国家”的断语在二十一世纪仍然有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边界以内,古老的边疆民族政治仍以新的形式得以延续。一个共同主题贯穿了清末、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就是中央政权的整合意图与强调自身特殊性的边疆民族之间的抗衡。迄今为止,民族国家的框架成功地把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圈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但一个能将中国内地和民族边疆的自发能动力导向同一方向的共同的伦理心态尚待形成。从内政角度来说,“边疆”与“内地”的差异表明中国社会、民族构成上的断层。从外交角度来说,“边疆”状态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软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年过甲子,中国的边疆状态不但依然存在,而且经常以严重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如果相信人类活动是趋同的,历史发展是线性的,那么美国在立国后历经近120年才结束自己边疆状态的例子,或许预示着国龄刚过甲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会走出自己的边疆状态。但是,如果拉铁摩尔所揭示的“边疆国家”是中国亘古不变的文化基因,那么只有高度的政治智慧才能使中国的永久边疆长治久安。

第二,推进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原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一体化进程,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一步增强。

来源:《文化纵横》2011年12月刊

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中原内地存在着较大差异,加上长期以来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统治较为松散,边疆民族地区在地缘政治方面带有孤悬外逸的特征,社会历史方面带有离合漂动的特征,文化心理方面带有多重取向的特征。历史上,中央王朝统治力度强则边疆地区向心力强,统治力度弱则边疆地区向心力弱,甚至有的民族建立了强大的民族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对抗。清代,在民族分布基本定型,各民族守土相安格局形成的基础上,清朝在充分尊重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原内地的差异性,实施“因俗而治”的同时,也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不断推进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原内地的一体化进程。

王阳明全集(精装版)

政治方面,清朝针对不同民族地区分别实施了盟旗制度、伯克制度、政教合一制度、土司制度等统治方式,有效缓和了民族矛盾,减少了民族冲突,构建起以满族为核心,满蒙、满藏、满汉关系为基石的新型民族关系,解决了历代中央王朝没有很好解决的与北部游牧民族的关系问题,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边疆地区各民族对清朝“大一统”的政治认同大为加强。正如康熙皇帝所言:“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尤其是改土归流的实施,进一步改变了边疆民族地区相对封闭、“独立”的状态,将大部分边疆民族纳入到国家直接管理的体系中,推进了管理体制的一体化进程。

[1]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Beacon
Press, 1940), 409.

经济方面,清代前期沿袭明代移民实边和屯田戍守的政策,通过强制性军事移民和鼓励自发移民垦殖等途径,不仅大量内地移民进入边疆民族地区,为边疆经济的开发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促进了各民族间生产技术的交流,提高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使得边疆地区原有的生计方式和经济结构得到了进一步调整和升级。以新疆为例,清代前期在天山南北实施“重北轻南”的屯田戍边政策,不仅加强了清朝对新疆的统治,还改变了天山南北历史上形成的“南农北牧”的经济格局。同样,在蒙古、云南、贵州、广西等地,随着大量移民源源不断进入,不仅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带动和刺激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还推动了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原内地的经济交往,加速了内地和边疆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2]王启兴,张虹选注:《中国历代爱国主义诗词精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文化上,清朝入主中原后,为维系其统治地位,在沿袭明代儒家文化统治政策的基础上,确立了“帝王敷治、文教是先”的指导方针,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文化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了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统治。一方面,在地方上恢复和完善了明代建立的府学、州学、县学等官学教育体系,并以程朱理学为教学内容,以科举考试为激励手段,教化乡民,延揽人才;另一方面,鼓励书院、社学、义学、私塾等私学性质的教育体系。在雍正年间,明令大乡巨堡设置社学,“择其文行优者充社师,免其差役,量给廪饩”,在省会设立书院,“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须预为筹划,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在清朝的主导下,官私两套教育体系进一步深入到边疆民族地区,打破了土司及地方民族上层对文化的垄断格局,文化教育体系覆盖范围更广,进一步延伸到社会底层,从而加速了边疆地区各民族对中原内地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认同。

[3]
魏源:《海国图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魏源:《圣武记》,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63,
72, 123-134, 135-158,
163-191页;徐继畲:《瀛环志略》,上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页。有趣的是尽管两人都称满洲为东三省,满洲建省到二十世纪初期才发生。

随着清朝对边疆地区统治的不断深入,边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进一步密切,引发了边疆民族地区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在这场社会变革过程中,边疆地区在延续原有传统民族文化和治理结构的同时,更深层次地融入到中原地区主导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中。可以说,清朝对全国各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系列统治政策,使中国各个民族逐步形成了政治利益一致的政治联盟,增强了中国各民族对清朝政府的政治认同,也使清朝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过程中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国家分裂。

[4]这种绘制亚洲地图的方式可参见The London Atlas of Universal Geography
(London: J. Arrowsmith, 1832), Colton’s Atlas Of The World, Illustrating
Physical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J.H. Colton and Co., 1856),
Allgemeiner Hand-Atlas der Erde und des Himmels nach den besten
astronomischen Bestimmungen, neuesten Entdeckungen und kritischen
Untersuchungen entworfen (Weimar: Geographisches Institut in Weimar,
1856), Letts’s Popular Atlas (London: Letts, Son & Co. Limited, 1883),
and The Times Atlas (London: Cassell & Co., 1895).

第三,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进一步改变了中国民族“内中华,而外夷狄”的分布格局,促进了近现代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发展。

[5]
十九世纪与中国边疆有关的国际条约可参见储德馨等:《中外约章会要》,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纵观整个中国移民史,其大致主线是边疆少数民族不断内迁和中原汉族不断流向民族地区。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双向流动中,通过大混杂、大融合,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统一体。在中华民族的迁移、融合与发展进程中,明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明朝除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之外,“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设置卫、所、哨、堡、铺,并“广戍兵,增屯田,以为万世不拔之计”。伴随着卫所的设置,屯田制度的推行,明代大规模的汉族移民进入边疆民族地区。清朝继承了元、明两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制度,并对边疆地区实行了更为有效的管辖,为大批汉族和中原其他民族流向边疆,部分边疆民族内迁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雍正年间,清朝曾明令各省“凡有可耕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鼓励向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边疆地区移民。加上16世纪起传入的番薯、玉米、花生、土豆等作物,为山区开发提供了可能,大量的移民从平原地区向山区移民,极大地加强了边疆民族与汉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据统计,从清初到道光朝中叶,中国内地大量移民进入边疆地区。关外东北地区至少有移民150万人,蒙古地区约计移入100万人,新疆地区约计迁入50万人,云南、广西合计约迁入200万-300万人之间,台湾约迁入150万人。至鸦片战争前后,内地共约有700万-800万人迁移到边疆各地、海岛。

[6]
《大清帝国全图》,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年版和《皇朝置省地图》,武昌:雅心地协会1903年版中的两幅新式清帝国全图被收入China
in Ancient and Modern Maps (London: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Limited,
1998), 261,
267。J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330页,认为晚清地图学者邹代钧在1903年出版的《中外舆地全图》对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地图学有极大影响。

清代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不仅进一步改变了明代以来中国各民族的分布格局,而且大量移民进入边疆民族地区,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动了边疆地区尤其是边远山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史载康熙年间,“自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砂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与此同时,民族迁徙进一步固化了各民族间相互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间相互融合创造了条件。尤其是清军入关后,随着满族大批迁入关内,客观上打破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线,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据统计,康熙六十年,八旗男丁共696681人,其中满洲男丁154117人,占男丁总数的22.12%,汉人男丁481004名,占男丁总数的69.04%,3倍于满洲男丁。这部分汉人加入八旗后,逐渐融入满族当中,促进了清代满汉民族的交融。到乾隆时期,东北地区出现了“八旗满洲,蒙古子弟,自其祖父生长京城,不但蒙古语不能兼通,即满语亦日渐遗忘”的情况,说明经过长期的融合,不少满族人逐渐融入汉族当中。

[7]
王启兴,张虹前引书,第317页,第312页。顾颉刚,施念海前引书,第203-207页。《临时大总统孙文宣言书1912年1月1日》,张羽新与张双新主编的《民国藏史史料汇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1卷,第31页。《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1日公布》,同上,第1卷,第42页。

第四,彻底否定了传统“华夷之辨”的民族观和“天下”观,为近现代民族和国家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8]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y (London: Verso,1991),86。

受传统民族观的影响,在隋唐以前,无论是汉族建立的政权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不同程度都将“尊夏贱夷”作为核心价值观,乃至于这一时期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出于统治需要,都宣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标榜自己“华夏”后裔的正统地位。如建立大夏政权的匈奴人赫连勃勃“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建立后秦的羌人宣称“其先有虞氏之苗裔”。同样,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鲜卑也认为是黄帝的后裔,“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因称自己为鲜卑拓跋氏。直到两宋时期,随着东亚民族普遍崛起,在中原王朝周边先后出现了辽、西夏、金、大理国、唃厮啰、蒙古等民族政权。这些民族政权趁着中原汉族建立的两宋王朝因重文轻武、守内虚外而在军事交锋中处于有利地位,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涨,才使得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的民族观受到了挑战和冲击。到了元代,蒙古人第一次以边疆“夷”人的身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并在其推行的“四等人制”中将蒙古人和色目人列为一、二等人,将汉人和南人列为三、四等人,用国家政令的方式否定了“贵中华,贱夷狄”的观念。同时,元朝在撰修宋、辽、金三朝历史时,将三朝作为正统看待,彻底改变了过去官修正史时视汉族为正统的通行做法。宋元时期,边疆民族的普遍崛起,导致“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的民族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为清代彻底否定“尊夏贱夷”的传统民族观奠定了思想基础。

[9]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民族边疆问题,可参见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Armonk: M.E. Sharpe, 1990); 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David
D. Wang,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The Yining Inciden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Lin Hsiao-ting,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6); Christopher P.
Atwood, Young Mongols and Vigilantes in Inner Mongolia’s Interregnum
Decades, 1911-1931 (Leiden: E.J. Brill, 2002); Baabar, Twentieth Century
Mongolia (Cambridge: The White Horse Press, 1999); Xiaoyuan Liu, Reins
of Liberation: An Entangled History of Mongolian Autonomy, Chinese
Territoriality, and Great Power Hegemony, 1911-1950 (Stanford and
Washington D.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6).

到了清代,为树立并维护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清朝统治者进一步反对“严华夷之辨”,主张“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雍正皇帝。面对曾静、吕留良为代表的汉族士人对满族的歧视,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正视满族属夷狄的身份,并强调“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认为满族之于汉族无非是地域籍贯之分,绝不应该视为中外之别。同时,在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治理时,雍正皇帝强调“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贡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在实施改土归流政策时,强调“土司所属之夷民,即我内地之编氓;土司所辖之头目,即我内地之黎献。民胞物与,一视同仁”。总的来说,清代彻底打破了先秦时期形成的夷夏观,“以夷治夷”被“以汉化夷”所取代,从只求“夷汉相安”发展到了追求“长治久安”,以“封贡制度”为特征的边疆藩属体系也发生了变化。清朝统治者的治边思想,不仅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传统的“尊夏贱夷”、“华夷之辨”的民族观,还否定了“夷夏大防”、“守在四夷”的“统而不治”的统治政策,开创了清朝民族事务管理和民族问题处理的新局面,加速了边疆和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为近代满、汉、蒙、藏、回“五族共和”民族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10]《中央关于反帝斗争中我们工作的错误与缺点的决议,1931年12月2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卷,第532页。《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25日》,同上,第10卷,第609-617页。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同上,第11卷,第801-818页。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同上,第11卷,第557-662页。《国民党与民族主义》,1943年9月18日《解放日报》社论,同上,第14卷,第566-576页。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632页。董必武:《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1937年6月14日》,同上,第538-541页。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1943年8月16日》,同上,第723-727页。

同时,清代以前“中国”还不是一个政权的“国号”,“中国”与“国号”存在背离现象。明朝时期,“中国”一词仍有中原、汉人及汉人建立的政权等含义,但更多的则是用来指称明朝,仍然是一个国家概念。到了清朝,“中国”一词正式成为清朝的代名词,1689年,清朝在同沙俄签订《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时,正式使用“中国”一词代替“大清”,“中国”与“国号”最终走向了重合。清朝以“中国”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表明最迟到康熙时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称呼,中华各民族也由此开始以一个主权国家——中国的身份活动于世界舞台。

[11]
《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给二野前委的指示,1949年10月5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卷,第24页。《周恩来在中央民委举办的西藏干部研究班上的报告(节录),1950年4月27日》,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公室编:《周恩来与西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周恩来:《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1957年3月25日》,同前,
第155-164页。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1957年8月4日》,同前,第165-187页。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的内容转引自罗广武:《新中国民族工作大事概览,1949-1999》,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95-296页。李维汉:《民族工作中的几个问题,1961年9月》,《李维汉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6-372页。

清代后期中国疆域变迁对近现代中国民族发展的影响

[12]
1952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明确规定“各民族自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见罗广武,前引书,第79-82页。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进,西方列强逐步确立起对世界的统治,形成了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局面。在这场西方工业文明与东方农业文明的军事对抗、政治交锋和文化碰撞中,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动地纳入了以西方列强构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体系之中,中国古代在区域政治格局中形成的以封贡为纽带的藩属体系被打破,促使中国由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中华民族由自在民族共同体向自觉民族共同体转变,对近现代中国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3]毛泽东:《关于区域自治问题的批语,1950年9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卷,第518页。晓根:《中国少数民族行政制度》,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4-475页。又见“中国政府网”,检索“国家制度”以内“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中国民族自治地方”。

第一,疆域的变迁使中国传统天下观和疆域观念受到严重冲击,中国由传统的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

[14]罗广武,前引书,第222-223页。乌兰夫:《党胜利地解决了国内民族问题,1956年9月19日》,《乌兰夫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上册,第408-418页。

近代以前,以汉族为主体的历代封建王朝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发展程度都远远高于周边民族政权,尤其是在经济和文化上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因此,夏商周时期,在华夏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便形成了“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的“畿服”制度,并在秦汉以降逐渐演化成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认为“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在传统的“天下观”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大一统”思想理论体系下,历代封建统治者认为自己为天下之中,并把一统天下、德化外夷作为其政治统治的最高境界和价值追求。在“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天下”秩序构架中,中国在整个东亚政治体系具有绝对的权威,但这样的“天下体系”导致中国历代王朝对周边“四夷”以“用夏变夷”的文化扩张作为其统治要义,而不以军事侵占外域领土为目的。这也导致历代王朝边疆观念淡漠,将“四夷”聚居的地区泛指边疆,处于有国无疆的状态。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朝派员树立中俄界桩时,竟然把界标马马虎虎地树立在距离商定的边界线以南很远的地方,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放弃了条约规定应属中国的领土约2.3万平方英里。雍正年间,清朝与安南发生边疆争执时,雍正皇帝“朕统御寰区,凡兹臣服之邦,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地”的表态,均是中国传统边疆和疆域观念不强的典型表现。

[15]在1945年至1947年间,乌兰夫在将内蒙古自治运动纳入中共轨道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回顾有关经历时,他对东蒙自治运动唯一有正面意义的评论是它使中共得以同一个统一的运动谈判,而不是解决各个分散的政治组织。见刘介愚:《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必由之路》,《内蒙古文史资料》第50
辑:《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前后》,呼和浩特:内蒙古政协文史书店1997年版,第216-235页。

清朝中后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英、法等西方列强急需向海外输出商品、拓展市场和获取资源,由此打破了几千年中国及东亚诸国相对封闭的发展状态。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先后发动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撞开了封闭的国门,迫使清朝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刚刚定型的中国古代疆域发生了重大变迁。同时,缅甸、越南、老挝、朝鲜、哈萨克等藩属之国纷纷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中国几千年坚守的“守在四夷”的理想被打破,苦心经营的藩属体系土崩瓦解。

[17]
邓小平:《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1979年6月15日—1990年9月15日》,《西藏工作文献选编》,第298-299页。

在这场深刻的边疆危机和社会变革中,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治权观念、统治制度及边疆民族政策便陷入了全面危机,中国主导的东亚政治格局被西方列强主导的新兴国际秩序所取代,中国由“天朝上国”沦为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化外之地”,由地缘政治规则的制定者变成了新型国际规则的附庸。伴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朝的疆域急剧缩小,失去了往日“协和万邦”、“宾服蛮荒”的威严。鸦片战争前后,“天朝”使用的次数减少,“中国”使用的频度不断增加。顺应形势的需要,清朝于1861年设立了具有处理“外交”事务性质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结束了由“理藩院”处理“内政”和“夷务”的历史,成为中国处理内、外事务分工的开端,预示着在西方主导的新型国际政治体系下,中国以“尊夏贱夷”和“华夷之辨”为核心构筑起来传统的“华夷秩序”被打破,“天下观”、“中国观”、“疆域观”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中国从传统的王朝国家变为近现代主权国家。正如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所言:“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

[18]
马大正,前引书,第30-136页。厉声,前引书,第330-377页。江泽民:《促进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2001年6月25日》,《西藏工作文献选编》,第547-560页。胡锦涛:《抓住有利时机,推动西藏跨越式发展,2002年3月5日》,同前,第612-616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第二,促进了中华民族由自在民族共同体向自觉民族共同体转型。

责任编辑:

先秦时期,中国境内便形成了居住在中原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集团和生活在周边被称为戎、狄、蛮、夷的民族集团。当时华夏族不仅在地理上处于中心地位,而且在文化上也处于优势,从而逐渐产生了“内诸夏而外夷狄”、“尊夏贱夷”的夷夏观。在这种价值体系下,一方面强调“尊夏贱夷”,讲求华夷之辨,严夷夏之大防,将“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作为处理夷夏关系的理想境界;另一方面,则在强调“用夏变夷”的同时,也讲求夷夏之间的辩证转化,认同“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观念,以文化而不以种族、血缘为基础,认同华夷之间的转化。居于这样的华夷认同理论,随着隋唐以后周边各少数民族势力的不断崛起,继而建立了元、清等少数民族统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歧视少数民族的观念不断淡化,“华夷一家”、“天下一统”的民族思想逐渐被人们所认同,为汉民族和众多少数民族的相互融合,中华民族的逐渐凝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当然,在古代封建社会,在没有受到西方民族理论体系的冲击下,“夷夏之辨”也仅仅是整个中华民族内部的差异,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群体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民族意识,但整个中华民族各民族群体总体上处于相对松散、自在的发展阶段。

然而,随着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在武力胁迫下疆域的逐渐明晰和变迁过程中,中华民族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方面迫使清朝及当时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以英法为首的此“夷”非其传统意识形态中的彼“夷”,中国也并非世界的中心和所谓的“天朝上国”,“四海万国具在目中,足破数千年茫昧”,传统的以“尊夏贱夷”、“华夷之辨”为核心的“夷夏”观念和华夷秩序被打破,“华夏”与“四夷”的关系从中华民族内部拓展到“中国”与“洋人”的关系,1880年之后,清朝的上谕中“夷”字已经灭迹。中华民族在民族意识上实现了从传统的“华夷”向“中西”话语体系的转型。另一方面,面对“不独俄、英、法、米为之患也,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的民族危机,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正如梁启超所言:“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是中国人’之一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在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不断觉醒,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有识之士纷纷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尝试用新的观念,新的制度,采取“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不同的途径,逐渐走上对外反侵略与对内反封建结合,争取民族独立、民族和富强的救亡图存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自在民族共同体向自觉民族共同体的转型。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第三,导致了近现代边界领土争端和跨境民族的形成。

如前所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俄、日等资本主义列凭借船坚炮利,强迫清朝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侵吞了我国东北、西北和西南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原属于清朝藩属国的朝鲜、琉球、越南、缅甸等国也沦为其殖民地,并以此为基地不断挑起边界纷争,企图蚕食我国边疆领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方面在清代前期形成的历史疆域在缩小的过程中通过近现代西方国际法的条约形式不断明晰;另一方面,在清代疆域的变迁过程中,也在中国与俄国、日本、印度、缅甸、越南等邻国之间,以及香港、澳门、南海海疆等地遗留下了诸多的边界历史遗留问题,成为今天中国与周边国家产生领土争端和国际纠纷的导火索。

此外,在清代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导致近现代疆域逐渐形成,以及原“藩属”体系下周边各国的逐渐向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许多原本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边界的划定而成为了跨境民族。具体来说,在东北地区,我国与朝鲜、俄罗斯、蒙古三国之间有朝鲜族、俄罗斯族和蒙古族等跨境民族;在西北地区,我国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之间形成了蒙古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跨境民族;在西藏地区,我国与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之间形成了藏族、珞巴族、门巴族等跨境民族;在西南地区,我国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之间形成了傣族、彝族、哈尼族、景颇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德昂族、怒族、布朗族、独龙族、阿昌族、壮族、布依族、瑶族、京族等跨境民族。这些跨境民族渊源相同、血缘相亲、地缘相连、文化相似,具有强烈的文化身份认同,极易形成超越国界的凝聚力、向心力。由于政治上属于不同的国家,造成了跨境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与政治身份认同相互分离,在处理边疆和民族问题时,容易引发边境内外跨境民族的连锁反应,甚至造成边疆动荡和区域国际关系的紧张局势。因此,清代边疆变迁中跨境民族的形成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中形成的一个重要历史问题,也是清代边疆变迁过程中留给后人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注释:

①参见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开明书店1936年版),夏威《中国边疆拓展史》(文化供应社1941年版),刘宏煊《中国疆域史》(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白寿彝《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光明日报》1951年5月5日),孙祚民《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文汇报》1961年11月4日),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和《历史上的中国:中国疆域的变迁》(上海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马大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及李大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试论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分期与特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等。

②《清高宗实录》卷845,乾隆三十四年十月癸酉。

③本文提及的有关条约,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限于篇幅,不一一注明。

④《清世祖实录》卷76,顺治十年闰六月戊子。

⑤《清圣祖实录》卷2,顺治十八年四月癸卯。

⑥《清史稿》卷54《地理志》。

⑦参见马大正:《清代边疆史研究刍议》,《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

⑧参见王章辉:《欧美大国工业革命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世界历史》1994年第5期。

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37,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0781页。

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御笔诏令说清史——影响清朝历史进程的重要档案文献》,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

参见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第207页。

《清德宗实录》卷216,光绪十一年壬戌。

参见刘志扬、李大龙:《“藩属”与“宗藩”辨析——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

参见马大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参见余文兵:《清代民族政策法制化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王钟翰:《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清史稿》卷512《土司一》。

《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鄂尔泰奏》(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张书才主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

参见刘志扬、李大龙:《“藩属”与“宗藩”辨析——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

《清高宗实录》卷599,乾隆二十四年十月辛丑。

参见马大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四月壬辰。

《清世祖实录》卷91,顺治十二年三月壬子。

《清史稿》卷106《选举一》。

《清世宗实录》卷127,雍正十一年正月壬辰。

参见余梓东:《论清朝的民族政策》,《满族研究》2005年第3期。

《明史》卷90《兵二》。

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85,第四册,中华书局1985年12月版,第1627页。

《清世宗实录》卷6,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乙亥。

参见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103页。

《清圣祖实录》卷249,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壬午。

参见安双成:《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历史档案》1983年第2期。

《清高宗实录》卷1088,乾隆四十四年八月甲寅。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

《魏书》卷1《序纪一》。

《大义觉迷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页。

《大义觉迷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第4页。

《清世宗实录》卷64,雍正五年十二月己亥。

参加李世愉:《清前期治边思想的新变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1期。

参见李大龙:《“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

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0,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6页。

《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十月丙寅。

参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清世宗实录》卷65,雍正六年正月己卯。

[美]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韩愈:《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11《原道》。

姚莹:《中复堂全集·康輶纪行》,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3779页。

参见杨思信:《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参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冯桂芬、马建忠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

《梁任公近著》第1辑下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43页。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参见葛公尚:《当代国际政治与跨界民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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