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葬若都邑

  对古代帝陵和都城历史的科学认知与解读,源于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考古学家的发现与研究。刘庆柱曾在1973—1993年间参加并主持了秦咸阳城、汉长安城以及汉唐30余座帝陵的考古调查。刘庆柱认为,西汉帝陵和陵园的建筑布局受到都城建制的影响。大多数陵墓在陵区的南部,帝陵在西,后陵在东,这种布局和长安城内皇帝所居的未央宫在西南部、皇太后所居的长乐宫在东南部非常近似。陵墓居陵园中央,陵园四面各辟一门,正门在东,其形式和未央宫的主体建筑——前殿在宫城中央、四面各辟一宫门、东门为正门的布局也非常相似。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王国时代大多是“墓而不坟”,东周时代以后出现封土,到了帝国时代,帝王陵墓建设重点越来越向地面之上发展,于是出现巨型封土,在地面做陵寝建筑,而陵寝建筑布局仿造都城规划。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队长刘振东,自从1990年大学毕业至今,已经在汉长安城遗址工地上工作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他赞同刘庆柱的观点。“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新王朝建立之后的第一件国家大事就是‘定都’与‘建都’,皇帝登基后的国家重点工程往往就是‘修陵’。都城是古代国家政治统治、经济管理、军事指挥和文化礼仪活动中心,是古代国家历史的缩影,其宫城又是国家的政治中枢。因此,都城成为国家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象征与物化载体,帝陵是反映这一情况的‘微缩景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宣帝杜陵进行了钻探,随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组成考古队对高祖长陵、景帝阳陵、昭帝平陵、元帝渭陵等陵园进行测量,发现西汉帝陵的形制比较规整,同长安城的布局基本一致,陵墓在陵园中央;礼制建筑分列前方和左右;陵邑居北;陵园平面均为方形,门阙在四面墙垣正中,四面辟门。

  “宫城、皇城偏于都城南部,市场在皇城北部,宗庙、社稷分列宫城东西两侧,大朝正殿在寝宫之南,充分体现了元大都遵循《周礼·考工记》的‘前朝后寝’、‘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等理念。”
刘庆柱说,清王朝都城北京同样如此。北京城中轴线南自永定门,向北依次经正阳门、天安门、午门、太和门至大朝正殿太和殿,这条中轴线见证了与前代王朝(从曹魏洛阳城、西晋洛阳城到北魏洛阳城、邺南城、隋唐长安城、北宋开封城等)都城中轴线的政治思想、历史文化理念的一脉相承,反映出中国古代历史上不论什么王朝、什么民族作为统治者,其都城基本布局形制、都城建筑称谓、象征国家政权的大朝正殿“居中”、“居前”、“居高”理念与都城中轴线制度的延续不断、代代相传、世世相袭。

  从“三皇五帝”的“邦国”都邑,到元明清历代王朝都城,中国古代诸多王朝的统治者虽然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属,但其国家政治物化载体——都城制度和陵制却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历史。刘庆柱透过帝陵、都城和宗庙的发展来研究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形成了历史研究的独特视角。

  作为西汉王朝的帝陵和都城长安,奠定了此后中国古代帝陵和都城两千年的文化传统,它们对此后历代的陵制和都城有着长远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认为,在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中,帝陵有其特殊的规格。两汉帝陵继承秦始皇陵的制度而又有新的演变。帝陵和都城是国家的缩影,从西汉帝陵和汉长安城的规划布局,可以探究一个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的思想。而由西汉帝陵建造形成的陵制和汉长安城形成的都城形制,对中国的影响也一直持续到明清。

  从中国古代都城考古中,可以看到历史上不同王朝、不同族属的统治者,在传承与发展国家物化载体——“都城文化”中的继承性和连续性,佐证了中华民族各个族群、各个王朝几千年来在国家认同、历史认同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上的一致性。

  帝陵考古揭示汉代陵寝制度

  从汉长安城至汉魏洛阳城,都城的“居中”理念在都城中轴线上得到进一步发展,体现在以大朝正殿为都城基点的连接宫城正门、郭城正门的南北中轴线。刘庆柱认为,北魏鲜卑统治者规划营建的洛阳城最大特点就是对夏商周、秦汉魏晋以来中国古代都城传统核心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进一步深化并突出了都城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中”之理念,形成完整、规整的都城“中轴线”,并直接影响了隋唐两代的长安城与洛阳城。

  “现在有些人说,中华民族是汉族的,不是多民族的。我说只要看看康熙、乾隆在北京城中的帝王庙,里面供奉了188个皇帝,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供。而且把原来的绿瓦变成黄瓦,和故宫一个等级。清代供奉历代皇帝,这个思路就反映了统治者把历代的王朝当成不同时期的中国来对待,因此建成一座统一的庙,构成了一部统一的通史。难道这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不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吗?不但是成员,而且是中华民族的骨干,并且领导着中华民族。因此我觉得多民族国家就是一个大家族组成的,都认可我们共同的疆域、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历史。”刘庆柱提出,考古学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历史研究应尊重考古成果,充分利用考古资料。“我们不能把观念的历史代替历史的真实,学者不能拘泥于固有的观念,而应当根据客观的材料,还历史以真正面目,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观。”

  陵区建筑布局受都城长安影响

  《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汉长安城考古发现这一都城形制实际上是中国古代都城营建理论的最早实践版。刘振东介绍,汉长安城中规模最大的皇宫——未央宫位于都城中央;大朝正殿的“前殿”是都城规模最大、最高的宫殿建筑;宗庙与社稷分列皇宫左右;市场居于皇宫之北;都城基本为方形,每面各辟3座城门,一门三道。“汉长安城开启都城、宫城的方形平面是突出‘中’的前提;都城、宫城各自四面辟门,表示中央政府对国家东西南北的全面统治,作为国家政令中心的大朝正殿‘居中’,则体现对国家各地的一视同仁及其‘中央’地位的突显。”刘庆柱说。

  葬者,藏也,中国帝王陵历来秘而不宣。但是现代的考古发现,揭开了帝陵的神秘面纱,拓展了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视野,一些考古学家也从墓葬勘探形成独特的视角。刘庆柱就认为墓葬是一面面镜子。“墓为什么从原来埋真的到埋假的?从埋大的到小的?从重点在地下到重点在地上?从悼念到变成为现实政治服务?一开始是为了思念过世的亲人,好多东西埋进去了,别人也不知道。后来埋东西越多的人越有地位,丧葬也被拿来利用以抬高活人的地位。于是就开始大作丘陇,后来发展了陵寝建筑。这些变化一定要放在人类思想进化的角度去思考。”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认为,帝陵和都城遗址是可以不断探索历史奥秘的富矿,“每个帝陵和都城遗址都是一本可以不断读出新故事的‘史书’,都是历史的宝藏”。

 
 “事死如事生”是中国古人的基本观念。《吕氏春秋》说,“陵墓若都邑”,说明统治者的陵墓都是仿造都城及其宫殿建造的。对于考古学研究而言,不同的遗迹、遗物,在不同学术研究目的上的作用不同,在不同科学研究课题中的“权重”也不相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认为,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极为重要时期,国家政体从“王国”发展为“帝国”,作为“帝国”缩影的都城及都城缩影的帝陵,无疑与“王国”缩影的都城及都城缩影的“王陵”有着巨大的不同,“帝陵”与“王陵”二者的不同是由不同“政治时代”、不同“政体”所决定的。而这种不同的“物化载体”表现形式,对于“帝陵”而言主要是通过地面陵寝建筑的“外向”发展表现出来的。“陵寝建筑”及其中的活动,是秦汉时代的“陵墓若都邑”之集中体现。

  刘庆柱选择帝陵开展田野考古研究的重要学术目的,是要探讨“陵墓”如何“若都邑”,因此探索、解决西汉时代帝陵在哪些方面能够集中体现出其“若都邑”的特点。西汉有11座帝陵,到底选择哪座帝陵开展考古工作?有人提议他选择汉武帝茂陵,刘庆柱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因为在他看来,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也是汉代最有作为的皇帝,其陵墓肯定规制宏伟。但它并不是汉代帝陵制度的典型代表,因为超逾“常制”。科学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典型性是遴选田野考古对象的主要依据,于是他决定选择汉宣帝杜陵作为田野考古及学术研究的对象。因为汉宣帝被称作西汉王朝的“中兴”皇帝,他的陵墓更能反映汉代帝陵的“常制”,从制度层面来说也更具代表性、典型性。

  帝陵和都城考古揭示多民族统一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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